七大 1945年
八大 1956年
十大 1973年
十五大 1997年
十七大 2007年
党代会是党的发展历程中标志性的事件，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是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是夺取新胜利的思想武器，是继续开创伟大事业新局面的行动纲领，是新阶段党的自身建设的行动指南。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鉴往是为了知来。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我们对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的产生、发展作了大致的一个梳理。回顾党代会及其政治报告的历史，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回顾党的历史。
历届党代会都有报告这个环节，但不是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报告都被称为政治报告
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有报告这个环节，有的是工作报告，有的是修改党章的报告，有的是军事报告，有的是组织问题的报告，等等。通常，这些报告中有一个主要的、重要的报告，也被党史理论界称为政治报告，但不是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报告都被称为政治报告。
一大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会议第一天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作报告。马林很善言辞，报告的时间很长，但没有被称为政治报告。
二大至五大的主报告都是由陈独秀所作，仍没有被称为政治报告。
1928年6月，六大在莫斯科秘密召开。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这是第一份被党史研究界称为政治报告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报告。此后，各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主报告都被称为政治报告。
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个大的报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这些重要报告中，只有毛泽东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为大会的政治报告。
在党的历史上，党代会报告仅有两次在标题中有“政治报告”的字眼，一个是八大的政治报告，题目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一个是十一大的政治报告，题目为《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党的六大以后的历届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无一例外地出版了单行本。政治报告出版单行本时，仅署报告人的名字。
政治报告的撰写多为集体起草，但有两次是个人智慧的体现
由于战争年代的限制，六大、七大的政治报告基本上是领导者个人智慧的体现。
1928年6月，瞿秋白在党的六大上作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报告》，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
1945年七大上，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也基本上是毛泽东一人完成的，他为这个报告费了很长时间，对报告的基本内容和措辞都进行了仔细推敲。对国民党如何措辞，毛泽东曾考虑半年之久。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更多地融入了集体智慧，有的成立了专门的起草委员会，有的成立了报告起草小组。无论是报告起草委员会，还是报告起草小组，都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例如，195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名单，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组成。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这项工作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起草都是由起草组（或起草小组）完成的。例如，2006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十七大报告起草组。12月11日，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组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胡锦涛总书记担任组长，刘云山、曾培炎担任副组长。起草组的成员，有来自中央机关、国家部委、军队的负责同志，有地方领导干部，也有专家学者。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把起草过程变成广开言路、集中智慧、凝聚共识的过程，这是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重要经验。
“文化大革命”时期召开了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1969年召开的九大和1973年召开的十大。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充满了斗争。起初，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正式通过的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是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任组长。但陈伯达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矛盾很深，不愿与张、姚共同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因此，他把张、姚二人甩在一边，自己单干。最终，九大选用了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政治报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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