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會議彪炳長征史冊【2】

新視角：扎西會議實現三大轉折的裡程碑意義

回顧歷史，我們要跳出一個常見的誤區，即不要以為開了某次會議就能夠徹底解決重大歷史問題。會議只是內容與形式統一的標志，會議之后往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黨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的會議尤其如此。坦率地說，我們黨歷史上任何一個重大問題的解決，都經歷了反復求索、困苦卓絕的實踐過程。漫漫長征路上，“裡程碑”肯定不止一個兩個。

遵義會議召開之后，紅軍一夜之間就從勝利走向勝利了嗎？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土城戰役的失利，就會清楚歷史真相比歷史結論教給我們的東西更多。打土城戰役，當時求勝心很切，但未能達到預期目的。正是因為土城戰役的失利，才有了后來的四渡赤水，真正實現了紅軍軍事上的戰略轉移。

軍史剖析土城戰役失利的原因，均歸結為由於情報不准而誤導戰役決策，其中有兩個細節耐人尋味。一是紅軍截獲敵人的電報，不知何故把“旅”翻譯成了“團”。敵軍當時的編制是一個旅轄三個團，一個旅的兵力是一個團的三倍。顯然這是重大的錯誤。二是在川敵行動情況通報中，紅軍又將川軍的“郭部”誤判成“廖部”。也是一字之差，把面對裝備精良的強敵當成了不堪一擊的“軟柿子”。兩個細節的錯誤，決定了土城戰役打敗仗在所難免。

我覺得，重新深化認識扎西會議的裡程碑意義，還要對遵義會議的未盡事項做個分析評估，才能把扎西會議與遵義會議的關系看得更透徹。

陳雲起草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記載了如下決定事項：“（D）擴大會最后作了下列的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傳達提綱最后一個自然段寫道：“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責。”這是一種記述式、完成時的寫法，說明遵義會議后，長征到威信的行軍途中，對政治局常委分工又有一個決定，而且是立即落實了的決定。

從遵義會議到扎西會議，中間經過20余天，而且打了土城戰役這場惡仗。此前，由於被敵人追趕夾擊，遵義會議決定的事項是陸續完成和實現的。一是會議未能形成書面的決議，二是會議精神未能及時傳達貫徹，三是會議定下來的事項未能立即落實。我對決議內容進行分析發現，遵義會議作出的四項決議，有兩項是后來在扎西會議實現的，即“形成遵義會議決議”和“常委再進行適當分工”。

具體來說，從2月5日到2月9日，在雲南扎西召開的系列會議（統稱扎西會議），無疑是遵義會議精神的延續、拓展、完成和實現。我對兩個會議歷史地位的界定是，遵義會議作出了重大轉折的總體部署，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紅軍﹔扎西會議全面具體實現了三大轉折，這就是扎西會議裡程碑意義所在。

第一大轉折，在指導思想上，實現了從“洋教條”到“自主實踐”的轉折。扎西會議之前，中央及紅軍的重大決策部署，往往都是按共產國際指示辦事，自主實踐空間很小，稍有與共產國際指示相悖的事情，就會受到嚴厲指責。扎西會議徹底改變了這種狀況。

第二大轉折，在領導體制上，實現了從“個人專斷”到“民主決策”的轉折。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長征以來的種種挫折，都與個人專斷有直接的關系。正如有些回憶所說，就連一挺機關槍放在哪裡都要李德說了算。扎西會議結束了李德和博古的個人專斷。

第三大轉折，在軍事行動上，實現了從“硬碰硬”到“靈活機動”的轉折。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紅軍就被德國人和蘇聯人設計的堡壘戰困擾著，不放棄一寸土地，雞蛋撞石頭，結局可想而知。扎西會議后，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日臻成熟，中央紅軍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不和敵人硬碰硬。

我對扎西會議全面具體實現“三大轉折”的概括，可能立意不高，涵義不深，提煉不精。2006年中央黨史研究室印發的《紅軍長征基本史實和重要提法》，實際上是給扎西會議定性：“扎西會議是繼遵義會議后的一次重要會議，對貫徹遵義會議精神，實現黨和紅軍的戰略轉變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個結論是客觀的，也是比較慎重的。至於“雞鳴三省”會議到底開在哪個省？我們隻要把它作為扎西會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個黨史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最后，我特別想說的是，在長征途經的14個省中相對比較，雲南可稱得上是紅軍實現轉折走向勝利的一片熱土和一塊福地。紅軍在雲南境內打的都是勝仗，籌糧籌款豐厚，擴大紅軍四五千人，后來巧渡金沙江也沒有多大的傷亡，還得到了十分急需的軍用地圖，這也許是中央紅軍與雲南各族人民的特有緣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