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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黨支部——化解流動黨員“找家難”
沿著曲曲折折的線索，記者電話採訪了一位目前身在深圳的流動黨員。她說，她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就將黨員組織關系放在了一家人才交流中心黨總支。五年間，她在第一家公司工作了九個月，沒有人問過她是不是黨員，她也不知道該公司有沒有黨組織，所以就沒有主動亮出黨員身份﹔她去的第二家公司在另一個城市，有兩名黨員，與另兩家公司組建了聯合黨總支，但由於她與一名黨員處於“競爭狀態”，也就沒有主動“找黨”﹔她所在的第三家公司是她和四名同學創辦的，就她一個黨員，不夠成立黨支部的條件。
記者問：“社區黨組織你也沒有主動聯系過？”
她說，她不喜歡和老人家在一起，“有代溝”，而且天天在公司忙碌，平時跟社區沒啥聯系。
記者告訴她，按照黨章的規定，她如果沒有特殊的理由，應該被“勸退（黨）”了。她說“像我這樣的多了”。
記者就這種現象的普遍性問題採訪了幾位組工干部，得出的總體印象是各地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類似情況。一位市委組織員辦公室副主任認為，將黨員固定在一個黨支部內，這是與黨員工作崗位固定、居住地點固定、社會身份固定的狀況相適應的。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城鄉二元體制的鬆動，黨內出現了一個工作崗位不固定、居住地點不固定、社會身份也相對不固定的黨員群體，即流動黨員。現行的黨員組織設置很難對他們進行有效管理，需要創新黨員的組織模式。
如何創新流動黨員的組織模式呢？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一些縣（市、區）在社區或村設置了“網絡黨支部”，通過現代網絡技術，對包括流動黨員在內的基層黨員進行管理。然而，隨著採訪的深入，記者發現，這些“網絡黨支部”實際上是現行黨員組織體制的網絡版，也可以說是實體黨支部的網絡版，仍然無法解決目前絕大多數流動黨員所面臨的“找家難”問題。
那麼，建立“虛擬黨支部”又如何呢？經過探討交流，在數位組工干部的鼓勵下，記者提出了構建流動黨員“虛擬黨支部”的設想。這個設想需以四個制度為基礎：
一是黨員自主創立“虛擬黨支部”制度。在“流動黨員網絡管理平台”上，流動黨員進入“虛擬黨支部”平台，在簽署同意“虛擬黨支部成立規則”、“虛擬黨支部書記公約”之后，就可以自主創辦“虛擬黨支部”，並成為此“虛擬黨支部”的書記即樓主，負責主持虛擬黨支部的工作，而不需要“上級”黨委批准。
二是黨員自主選擇參加“虛擬黨支部”制度。在“流動黨員網絡管理平台”上，流動黨員進入“虛擬黨支部”平台，可自主選擇加入某個“虛擬黨支部”，待“虛擬黨支部”答復“同意加入”，即立刻成為該“虛擬黨支部”的黨員。同時，流動黨員也可以自主選擇退出某一個“虛擬黨支部”。
三是“虛擬黨支部”無黨員數量限制制度。實體黨支部人數一般為3至49名黨員，而“虛擬黨支部”既可以隻有一名黨員，也可以超過50人，甚至可以是超級黨員數量的黨支部。
四是中央組織部直管、縣（市、區）委組織部分管“虛擬黨支部”制度。由中央組織部負責管理全黨的“虛擬黨支部”，並根據“虛擬黨支部”的IP地址，分配和指導縣（市、區）委組織部分管其轄區內的“虛擬黨支部”。相關的管理信息在流動黨員網絡管理平台——“虛擬黨支部”平台上公開，相關統計數據由各級黨委組織部門共享。
對非流動黨員，在條件成熟的條件下，也可以實行“虛擬黨支部”式管理。
網絡組織生活平台——化解流動黨員“生活難”
在哈爾濱市的一個社區，黨委書記告訴記者，該社區的各個網格黨支部和“黨員回家”小組的志願黨員們，採取“敲新來住戶門”的方式，幫助二十余名“口袋黨員”回到黨組織之中。
記者問：“這些流動黨員的組織生活過得怎麼樣？”
書記略一沉吟，答道：“‘生活’有點兒困難。”
一是在規定時間參加組織生活難。流動黨員多從事自由或半自由職業，工作時間靈活，很難與社區黨員規定時間的組織生活相銜接，也很難與其他流動黨員的組織生活時間保持一致。
二是城鄉黨員組織生活文化交融難。城鄉不同的地域文化反映到黨員組織生活中，就形成了不同的黨員組織生活文化，許多農民流動黨員很難在短時間內適應城市、城鎮黨員組織生活的氛圍，很容易產生自卑甚至逃避心理。
三是尋找組織生活的共同話題難。流動黨員從業多樣、興趣各異、文化素質差別大、面臨的環境不同，他們在一起過組織生活時，不僅自己很難找到一個有最大公約數的話題，社區黨組織也很難設計出能夠讓絕大多數黨員產生共鳴的話題。
四是參加組織生活的主題實踐活動難。比如社區黨組織組織黨員去烈士陵園重溫黨員誓詞、上街義務清理小廣告、社區植樹種花、關心下一代等活動時，流動黨員由於時間、興趣、能力等原因，參加的人數、次數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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