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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耿彥波修復古城的決策並非無中生有，大同的歷史值得主政者認真對待。可加以佐証的是，在1982年國務院公布的首批24座歷史文化名城中，大同名列其間。照料祖先留下來的遺產是后世子孫的份內之事，城市歷史記憶更是百姓血脈相傳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的根源，外人自然可以質疑耿彥波對古城牆、華嚴寺、文廟等一系列歷史建筑進行修復的必要性，但隻有大同人知道古城牆對大同的尊嚴和榮譽意味著什麼，隻有大同人保存世世代代在永泰街上鼓樓下漫步的記憶，隻有大同人更能明白文廟中“斯文在茲”的渴望，更珍惜華嚴寺裡佛像歷經千余年的守護。被損毀和被修葺本來就是古建筑古文物在大歷史長河中的命運常態，但是外界何以處處容不下修復古城的舉措，動輒便是輿論不分青紅皂白的來勢洶洶？
修復古城引發的爭議怕是當事人始料未及，五年時間，一有國內關乎古城建設的風吹草動，大同便被拿來做類比。具體來看，耿彥波需要承擔的過錯有兩方面:急功近利、文物造假。這些質疑，驗証的究竟是旁觀者的明察秋毫？還是輿論對古城土木工程的普遍焦慮？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如果要論証過錯成立與否，邏輯上首先需要厘清的問題是:古城的修復得到了什麼樣的功利？造假的文物，又是假在哪裡？
從短期來看，修復古城的實踐使瀕危的歷史遺跡得到了保護:修繕之前的古城牆土坯經年累月裸露在外，風吹日晒傷痕累累，牆體斷斷續續殘缺不全﹔如今，古城牆的修復工程已經接近尾聲，完整竣工后將綿延7.2公裡，牆表包青磚，大同古城牆素以高聳險峻著稱，現在瓮城、月城、角樓、望樓等已按照史料重現。修繕之前的文廟已大部分損毀，僅存大成殿煢煢孑立，還被借作庫房用，修繕之后，泮池、尊經閣、明倫堂等已按照史料一一重現，先師孔子雕像溫良恭謹立於堂前。修繕之前的代王府劫后余生，僅存目前國內最大的九龍照壁，雜處於眾多商鋪民居中間破敗蒙塵，府內琉璃、陶瓷、石雕等構件散落各處，修繕之后，琉璃、陶瓷、石雕等構件被鑲嵌原位，明代王朱桂的“天下第一王府”將緩緩巍峨重現。修繕之前的華嚴寺，生存空間遭遇種種擠壓和侵佔，與周邊環境格格不入，修繕之后，寺前廣場營造庄嚴禮佛氛圍，“海內孤品”華嚴寺重新得到善待和尊重。
從長期來看，經過修復的歷史遺存將繼續佇立於古城內，不至於后世子孫捧著歷史課本無跡可尋。
文物造假的質疑，主要指向大同古城修復中遵循的“修舊如舊”，依據是《威尼斯憲章》中要求“缺失部分的修補必須區別於原作”。修舊如舊並非耿彥波獨創，其來有自。1955年梁思成先生根據中國建筑的群體特征，提出異於憲章中“可識別原則”的“修舊如舊 渾然一體”。修舊如舊激起論爭和懷疑並不意外，耿彥波屢屢引述梁思成先生為大同古城修復正名也在情理之中，問題是討論或局限於技術層面的效果耿耿於懷，比如今人是否有可能建得好過古人，或含混於道德層面的審判莫衷一是，比如今人修舊如舊算不算蒙騙后人，就好像還有另外的道路可以選。“修舊如舊”不是一個輕鬆的方案，但是在當代建筑風格已經同傳統建筑風格一刀兩斷之后，除了以“修舊如舊”的方式照料留存下來的歷史建筑遺跡之外，再沒有道路可以選。
中國古代建筑多為磚木結構，容易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損毀，而留存在古建筑中脆弱的歷史信息，如果沒有薪火相傳的守護，也很難繼續傳遞下去。要不要修舊如舊無需置疑，但是在修復過程中始終需要追問的是，我們到底在這些古建筑的代際傳承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注入的是什麼樣的信仰，是恭敬謹慎還是肆意妄為？后人能從中讀到的，是我們的真誠和專業，還是我們的浮躁和敷衍？
耿彥波熟誦《論語》，為政之余手不釋卷。儒家素以承傳文脈自任，對於一位深受儒家傳統文化浸染的官員來說，修復古城是急功近利和文物造假的觀點未免太看輕他的襟懷和用心。如果僅僅是急功近利和文物造假的政績工程，耿彥波何須要求必定在充分考據歷史資料基礎上進行審慎論証？何須嚴格遵循“原材料、原結構、原形制、原工藝”的原則？何須長時間呆在古建筑修復現場錙銖必較？何須因過度操勞以致體力不支？這未免太不值。更何況歷史遺存修復的功德和福報哪裡是在今日，根本要在更長遠的時間段內才能看得清楚。
耿彥波的專業，在於他能夠清清楚楚說得明白大同的古城修復為什麼要這樣而非那樣，為什麼要實行整體保護而非單體留存，為什麼要跳出古城發展新城而非在原地拆毀重建，為什麼這些古跡是珍寶而非沉重的負擔，為什麼要堅持留下遺產而非留下遺憾。大同既然有幸多得一份歷史的饋贈，市長更應多擔一份傳承文化的責任，輿論既然對文物修復工程多一份恐慌，耿彥波更有對文化遺產多一份珍重。回視五年的古城修復工作，其實是五年的明其道不計其功。2011年6月，在接受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年度杰出人物頒獎時，耿彥波有過這樣的表述:文化遺產的崇高、典雅，給了我理想的養分、精神的能量、文明的情愫、希望的支點。大規模的文化遺產保護實踐，滋養、豐富、提升和成就了我，使我深刻感悟到中華文化的神聖和偉大。保護文化遺產是歷史賦予我們的崇高使命，任重而道遠，需要我們一代一代地奮斗和傳承。
姑且不論在歷史遺跡保護中耿彥波承擔的傳承責任，也不論因古文物保護引發市民榮譽感和歸屬感的蘇醒，單是對大同古建筑悉心的守護和修繕，耿彥波已經算功不唐捐。從目前來看，整座古城的修復工作已經完成五分之四，古城肌理延續唐代棋盤式裡坊結構，阡陌交通﹔古城民居保存明清四合院風貌，門樓磚雕精巧細致﹔古城天際線由主體古建筑與四合院民居連綿而成，錯落有致，古城牆、華嚴寺、善化寺、鼓樓、純陽宮、文廟、帝君廟、法華寺等昔日飽經創傷殘缺不全的家底，經過完整修復之后，雖未至回到昔日平城或者西京的繁華，但已經足以借此辨認出大同的特別之處，中國古建筑博物館的美譽並非只是徒具虛名。換到精神存在的角度，歷史不是凌空虛蹈的存在，人們的緬懷和追憶都需要憑証，大同古城逐漸修復的過程，也是耿彥波試圖安頓整座城市記憶的過程。要他心裡有傳統文化的浸染，才能懂得溯源來處，也要他真心敬重古城的往昔，才會盡力喚醒人們對歷史的記憶。這些是真正在這座城市裡發生和存在的經歷，不可以被割舍和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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