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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彥波在工業園區現場辦公
安頓城市記憶
城市規劃，是要建立專屬於這片土地的法則，因此，對城市本源性的追問便顯得尤為關鍵:這座城市的文脈來自哪裡？迥異於地圖上其他一座城市的特色在什麼地方？看上去頗為常識性的追問，卻可以成為阻止城市建設盲目攀比的有效途徑。遺憾的是，常識的匱乏，或者是文化自信心的短缺，終究還是導致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對西方化的“亦步亦趨”，畫虎不成又反類犬。
那麼，大同何以成為大同？
耿彥波選擇了與大同的直面相對，中間不隔層層匯報的官員，也不隔堆積如山的材料。履新第五天，大年初一，新市長獨自翻城牆、進民居，發現了古城內保存完好的裡坊結構，步測目量了一大批歷史遺存的現狀。自此五年，耿彥波大部分時間都在現場辦公解決問題。他與北魏時期的雲岡大佛相遇，與中國最大的遼金建筑群善化寺、華嚴寺相遇，與中國僅存的元代關帝廟、法華寺相遇，與北魏修建明代增筑的古城牆相遇，他與住在棚戶區裡的老人相遇，與擔煤生火取暖的中年人相遇，與小巷中結冰打滑的泔水、風一吹漫天飛舞的垃圾相遇，與各式各樣違規建筑、盤根錯節的既定利益格局相遇。他知道這座城市有驕傲的地方、顯赫的地方，也有疼痛的地方、創傷的地方、跌跌撞撞的地方。該怎樣擦亮蒙塵的珍寶，怎樣安置今人與古人的關系，讓被遺忘的得到尊重，受到傷害的得到撫慰，失去希望的看到希望？
在城市基本框架的布局中，上個世紀50年代梁思成、陳佔祥先生提出的“梁陳方案”成為耿彥波大同規劃的借鏡之處，遵循其將保護古城和發展新城的矛盾放在兩個空間來解決的基本精神，耿彥波決定以御河為軸線，西邊完整修復古城，東邊建設新區，此之謂大同的“一軸雙城”規劃。
評判耿彥波在大同修復古城的規劃，必須要置於整座城市的地域背景中，才能夠談得明白。大同地處塞北，位於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交界地帶，這樣的空間特征決定了整座城市難逃烽火綿延的命運，也有各民族雜居相處的和諧。趙武靈王於此處令群臣學習胡服騎射﹔北魏鮮卑族則仰慕漢風，在此實行漢化改革，渴望通過郁郁斯文化被天下﹔明清時期，大同成為北中國的軍事重鎮和商貿中心，不同文化在此碰撞和交融之后又伴隨馬蹄駝鈴向西向東。概而觀之，大同2300多年的城市記憶，既有對中州正韻的念茲在茲，又有對異域風情的耳濡目染，大同的因緣殊勝，有憑証有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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