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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管理難——
從“兩不管”到共同管理
“流入地不去管，流出地又鞭長莫及”，最初，流動黨員管理工作一度陷入“兩不管”的怪圈。“這是由於一些基層黨組織對流動黨員管理認識不正確，認為外出黨員難以聯系、外來黨員是負擔，流動黨員情況復雜，管理成本高，難見成效。”遼寧省社會科學院閆璐撰文指出。
隨著流動黨員管理關注度日益提高，雙方逐漸重視並達成了一個共識：為流動黨員組建一個“家”，讓他們流動不流失、離鄉不離黨，是做好流動黨員管理工作的前提。
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流出地一方多選擇了在外出務工人員相對集中的地方建立本籍人員黨組織，以鄉鎮、縣區、地市等為單位建立的流動黨組織均存在。福建莆田市還連續四年選派機關黨員干部到北京朝陽區莆藉民營企業挂職，擔任黨建工作指導員。
為了日常管理更便利，盡可能擴大黨組織覆蓋面，流入地一方採用多種靈活方式組建流動黨員黨組織。深圳市在“同鄉村型”黨組織之外，還組建“同行業型”、“同企業型”黨組織。北京在流動黨員集中的行業和商務樓宇，建立建筑、保安等行業黨組織和商務樓宇黨組織。
一面是雙方都為流動黨員量身打造黨組織的積極意義，一面是組建意圖均從各自角度出發可能出現的不協調。為了避免兩條腿不同步，中共中央辦公廳2006年出台的《關於加強和改進流動黨員管理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堅持以流入地黨組織為主、流出地和流入地黨組織共同管理，構建流出地與流入地黨組織密切配合、有機銜接的流動黨員管理機制。
在中央精神的指導下，多地紛紛開始簽署流動黨員共管協議。北京市各區縣委組織部門先后與14個省（市）的31個市（縣）簽訂了55份雙向共管工作協議，形成了“資源共享、組織共建、活動共抓、作用共促”的流動黨員雙向共管格局。
破解作用發揮難——
從“唱主角”到“搭台子”
近三年來，莆田市外出流動黨員帶頭參與“民資回歸”和“引智興莆”工程，帶領帶動在外鄉親回鄉投資項目近1000個，總投資1000多億元﹔協助家鄉引進技術700多項，推薦拔尖人才160多名。
能夠發揮個人才能和黨員先進性，是流動黨員的願望，更是組織和群眾對他們的期盼。以往，流動黨員管理大多是黨組織“唱主角”，以組織對黨員的單向管理為主，流動黨員缺乏發揮作用的平台。久而久之，“有勁使不上”的流動黨員慢慢對組織生活失去了興趣，與組織漸行漸遠。
預料到這種可能的莆田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林承通，開始致力於為流動黨員“搭台子”：“流動黨員生活在群眾當中，與群眾聯系密切，有能力而且也願意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要積極為他們搭建發揮作用的平台，引導他們充分發揮在商緣、人緣、地緣等方面的優勢，服務家鄉發展。”
活動難開展也是流動黨員管理工作中公認的一個難點。因流動黨員流動性強，時間不統一，網上黨支部、網絡黨校、QQ群、手機課堂等各種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管理教育手段應運而生。“這些手段可以讓流動黨員隨時隨地進行學習交流，與組織保持有效聯系，但這不能完全取代實地活動，隻讓流動黨員在網上發揮作用是遠遠不夠的。”深圳市委組織部組織一處處長鄭秀玉認為，“活動開展難的根本原因還是不了解流動黨員特點，活動對流動黨員的吸引力不強。”
記者在對流動黨員的走訪中了解到，家鄉黨組織組織的“為家鄉發展建言獻策”、用工單位黨組織開展的“黨員示范崗”、居住社區黨組織舉辦的“黨員義務崗認領”等活動，都享有頗高人氣。究其原因，受訪流動黨員一致認為，與工作生活緊密相關的組織活動對他們更有吸引力。
流動黨員絕大部分時間居住在外地，因此，讓他們在為家鄉發展出力的同時，能夠在居住地更好發揮作用，成為各地在流動黨員管理中的一個共同方向。從各地探索來看，流動黨員確實也能夠為居住地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深圳市寶安區福永街道黔籍外來務工黨員較多。街道辦黨工委與貴州省駐深圳流動黨員服務站聯合組成工作小組，協助街道開展流動人口管理、計劃生育管理、治安維穩管理等難點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北京去年進行社區黨委換屆選舉，在流動黨員相對集中的社區探索實施“大黨委制”，在不改變黨組織隸屬關系的前提下，吸納流動黨員在社區黨組織兼任席位制委員，參與社區管理，共有30余名流動黨員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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