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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國家與國家間是存在著種種基礎性差異的。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都有一個先發展和后發展的問題。這種國家間差序問題又導致了國家間的競爭性關系和發展性動力。因此，后發展國家參照先發展國家制定本國發展的目標，學習、借鑒先發展國家的文化、體制和治理經驗，也是符合邏輯和歷史規律的。關於通過學習、借鑒從而實現趕超的想法，前人都有過設計。列寧就曾指出：“要麼是滅亡，要麼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且超過先進國家……要麼滅亡，要麼開足馬力奮勇前進。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斯大林也說，“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們應當在十年內跑完這一段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人打倒”。1956年8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提出了“超英趕美”的設想：“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100多年落后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假如我們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鄧小平同志同樣也提出了通過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到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所以說，我們黨對自身的發展和前景是有預期的，這種預期也是要通過切切實實的努力奮斗才能實現的。
切實提高應對風險考驗的能力
從報告提出的“工作中還存在許多不足，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看，十八大以后對於我們黨來說，應該說面臨著很大的挑戰。這些問題：一是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依然薄弱，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深化改革開放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艱巨﹔二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三是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較多，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四是一些領域道德失范、誠信缺失﹔五是一些干部領導科學發展能力不強，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少數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奢侈浪費現象嚴重﹔六是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
這些困難和問題引起了我們黨的高度重視。總體看來，這些困難和問題還是一種“病征”層面的東西，還有待於我們認真研究其“病因”特別是“病根”后，再進一步認真加以解決。
我們注意到，從十八大報告以及近期主要領導的一些講話、動作來看，新一屆黨中央在兩個方面有所“動作”。一是民生方面。集中體現為利益分配問題，追求公平正義越來越成為頂層設計的文化自覺。如何在既不斷做大蛋糕體量的同時，又能最大限度地把蛋糕分好，成為了自上而下的追求和實踐。二是反腐問題。腐敗問題可分為兩個大的方面，一則是經濟腐敗，另則是制度腐敗。經濟腐敗比較顯見，其顯見現象的背后是制度腐敗。制度缺乏剛性，甚至形同虛設，就無法制約權力，而不受制約的權力勢必形成腐敗。比如，官員個人財產問題。我們是有制度設計的，但是制度的有效執行出了問題。同時，我們的監督機制又是虛弱的。
應該說，我們黨對自身面臨的風險和考驗是保持警醒的。突出表現在，十八大報告重申了黨所面臨的四種考驗、四大危險——指出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的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
我們可以看到，這四種考驗是客觀的，而四大危險是主觀的。很多方面的事實表明，主觀方面的變化比客觀方面的變化更值得引起關注。因此，不斷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以及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就顯得尤為現實和緊要。我個人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落實並實現好十八大提出的目標，需要在三方面不懈努力：一是通過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達成社會的“價值共識”﹔二是解決一些人民群眾充分關注的利益問題﹔三是適應時代的要求，推進全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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