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的青年时代【4】

解放大西北

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他担任的职务越来越重要。从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到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再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始终肩负着两重任务，一是赴前线指挥作战，二是主持西北局后方工作。

习仲勋配合张宗逊指挥了爷台山反击战和西华池战役，成功策动“横山起义”，协助彭德怀指挥了解放大西北的重要战役战斗，展现了出色的军队政治工作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开展以选举、减租、生产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推动参议会普选更具有开创性。为适应战略大反攻的形势，他适时将全民转入战争状态，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关于老区土改避免“左”的倾向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并被推广 。1949年，习仲勋参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彭德怀、贺龙挥师大西北和大西南时，他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之后，习仲勋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习仲勋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大会制定了党的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政治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巨大作用。

七大刚刚落幕，习仲勋又参加了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在朱德、任弼时、陈云的指导下召开的，从6月26日至8月2日共开了38天。7月11日，习仲勋在座谈会上发言。他的发言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斗争历史，更侧重于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党组织活动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指导当前和今后的革命斗争。

1945年7月，国民党军突然向淳耀县爷台山发动进攻，我方展开反击战。习仲勋作为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一面亲临前线配合司令员张宗逊指挥作战，一面在后方动员人民积极支前。爷台山战斗大获全胜，这是习仲勋参与指挥大规模作战的开始。

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习仲勋和所有抗日军民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陕甘宁边区选派大批干部奔赴各地。习仲勋被委以重任，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开展以选举、减租、生产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习仲勋周密部署和精心指导的参议会普选，在全国属首次，意义重大。

1946年4月底至5月中旬，习仲勋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并作总结报告。他特别强调了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的六项重要措施：一是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要实事求是，从现有条件出发，要有远景规划。二是发展农业为第一，增产粮食。三是发展手工业。四是发展畜牧业。五是合作社问题。六是发展工业、建设工业的问题。

在西北局书记任上，习仲勋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积累了主持大区全面工作的经验。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撕毁一切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7月至8月，习仲勋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组织陕甘宁边区部队，接应从中原突围返回陕北的三五九旅。

9月27日，当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次长征”的三五九旅将士回到延安时，习仲勋同其他边区领导和延安各界群众一起，夹道欢迎南下支队胜利归来。9月30日，习仲勋随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出席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的欢迎大会。望着精神抖擞、士气高昂的三五九旅将士，听着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回忆起受命组织指挥接应这支部队北返边区的日日夜夜，习仲勋不觉心头一股热浪涌动，发出由衷的赞叹：王震劲旅，胜利归来。

1946年10月，习仲勋奉命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动榆横战役，并策应爱国将领胡景铎率部起义，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月底，胡景铎起义成功，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习仲勋等发电致意，称其义举“深慰三秦父老之期望”。

1947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2月，胡宗南部分三路向陇东进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与敌激战于陇东重镇西华池，重创国民党整编第四十八旅，歼敌1500余名，收复庆阳、合水二县。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称此役为“延安保卫战序战”。

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经过8个月的英勇奋战，至1947年2月，共歼敌71万余人。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军事上的失利和政治上的危机，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从1947年3月起，集中了94个旅，向山东、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

2月28日，蒋介石飞至西安，确定了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要求部属对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以摧毁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并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或逼迫中共领导机关和部队东渡黄河，进而达到将人民武装力量各个击破的目的。

国民党在西北总兵力有30万，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共34个整编旅25万人。当时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只有6个旅2.6万余人。国民党军有飞机、坦克、汽车和现代化装备，解放军是“小米加步枪”，每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形势异常严峻。为了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在中央军委和西北局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进行了紧急动员和紧张的备战工作。

中央军委作出主动放弃延安的决策，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与敌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和缺粮困境后，集中优势兵力歼敌。

1947年3月12日，彭德怀检查南线防务后回到延安，向刚刚由枣园搬到王家坪的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主动请缨担当指挥边区部队反击国民党重点围攻陕甘宁边区的重任。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他还考虑面对危急的情势，应当尽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指挥机构，需要有一位能孚众望、坚强有力的指挥员来统帅边区部队。由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出任此职，当然是合适人选。但是，还需要有一位熟悉当地地理民情，便于协调边区党政军民关系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协同彭德怀指挥作战，以更好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由此，毛泽东想到了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

3月13日，胡宗南集团发起全线进攻，延安保卫战打响。

3月14日，中央军委就当前敌情和新的部署电示张宗逊、习仲勋，对集团军领导干部另行做了安排。习仲勋随即前往延安接受新的任命。

习仲勋飞马急驰两天两夜，3月16日由南线回到延安王家坪。彭德怀看到一身征尘的习仲勋，没顾上问候，便将手中的电文递了过来。习仲勋翻开一看，原来是当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指出“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各防御兵团“应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小部”。同时要求“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命令最后指出，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对于新的任命，习仲勋深感责任重大，因为陕北战场的形势与党中央的安危，同全国的战局变化，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彭德怀、习仲勋受命后，迅速调整了抗击胡宗南集团进攻的战术，即前线部队白天以少量兵力守备要点，适时组织反冲击；天黑以后发挥夜战的特长，袭击敌人。

3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部分成员在王家坪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和西北野战军作战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讲了全国战争形势和陕甘宁边区目前的情况，特别要求注意向那些对撤出延安想不通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多做工作。习仲勋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尽管给大家讲了主动放弃延安的意义，但是告别居住了10年之久的延安，他们不免还是依依不舍。直到黄昏，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枪炮声愈加迫近，毛泽东得知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学校及群众已安全转移疏散完毕，才走出窑洞。彭德怀、习仲勋等一直送毛泽东、周恩来到了延河边，深情地望着他们上了汽车向东驶去。习仲勋对这次送别记忆尤深，毛泽东离开延安时殷切嘱咐的话语时常回响在耳际：“延安我们不守，让敌人把这个包袱背上，把几十万敌人拖到边区，一直到把它拖垮。只要一个月能消灭一个团，保证三年收复延安。”

彭德怀、习仲勋送走毛泽东、周恩来返回王家坪时，胡宗南部已进至延安城七里铺。炮声隆隆，处处吃紧，形势至为紧急。习仲勋同彭德怀一起对部队行动作出部署，派出一支部队在延安西北的安塞方向吸引敌人，主力部队统统向延安东北六七十里的青化砭地区集结，相机歼敌。深夜时分，枪炮声更加迫近，延安城东的机场和大路屡遭炮弹袭击。在场的同志焦急催促彭德怀、习仲勋赶快撤退。彭德怀仍镇静地说：“你们不要催，看到敌人进了延安城我才走。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才撤退，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直至19日拂晓，彭德怀、习仲勋把一切安排妥当后，才沿王家坪北山一条小路向东北方向离去。

边区部队在完成阻击任务后，在19日上午有序撤离延安，延安保卫战胜利结束。

21日，彭德怀和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敌占延安后动向尚未判明。我各兵团力求隐蔽，自22日起暂休7天。边区全面部署请中央批示后再发各区。这是彭德怀、习仲勋联名发出的第一份电报。此后转战陕北期间，他们联名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中央、中央军委拍发彭德怀、习仲勋或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电报达百余份之多。由此，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名字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浴血奋战一起载入了史册。

1947年，西北野战军与胡宗南部在陕北斗智斗勇，先后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次大捷。随后又挟风雷之势，相继取得陇东、三边战役的全胜。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后，习仲勋奉命回到后方，同贺龙赴绥德主持西北局工作。后方工作虽极为复杂和繁重，习仲勋仍参与西北野战军的重要决策。8月，与贺龙率部东渡黄河，调动敌军追击，配合彭德怀取得沙家店大捷，扭转了整个陕北战局。

习仲勋回到后方主持工作后，以极大精力投入到对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调查研究和组织领导之中。他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边区实际相结合，适时提出和制定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及时纠正“左”的偏差，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些正确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为其他各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史称“十二月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是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回答了怎样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怎样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大课题。

会议期间，习仲勋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如实地谈了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

1947年，西北战场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战略转折。为配合主力作战，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等一起，及时部署转入全民动员状态。发动150多万群众，扩大地方兵团，开展游击战争，保障军粮供应，救护伤员，传递情报，站岗放哨，坚壁清野，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1948年4月22日，延安收复。

1949年，全国胜利在即，习仲勋更加繁忙。2月，他出席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5月，策动榆林起义。6月，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为第一、第二、第三书记的西北局成立，彭德怀、贺龙在前线，习仲勋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习仲勋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