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粒种 漫山木麻黄——谷文昌的生前事身后名【4】

　　“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身为党员干部，永握戒尺，公私分明，为官心中“畏”，才有群众心头“敬”

　　楼下的玉兰，迎着春风灿烂绽放。二楼窗户外往来的嘈杂，清晰可闻。谷文昌的小儿子谷豫东，不时地看看手表，惦记着即将放学的外孙女……

　　这是漳州芗城新村一座110平方米的普通旧房，谷文昌的五个子女们，聚在一起，像今天中国亿万个家庭一样，普通、平淡，但是和睦、快乐、满足。

　　今年春节前夕，东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沈志雄，按照惯例，准备去漳州看望谷家。但谷家子女却婉言谢绝了。

　　理由是：去年母亲走了，他们没有资格再享受东山县领导年年来看望的待遇。唯有更好地按父亲母亲生前要求的去做，才能告慰老人。

　　说者平静，闻者动容。

　　这样的事，并非首次。

　　谷文昌去世后一周，爱人史英萍便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谷文昌的自行车，一并上交：“这是老谷交代的，活着因公使用，死后还给国家。”

　　公与私，情与法，利与义，谷家人想得明白，活得本分，划得清楚。谷家家风中照见的，是谷文昌生前恪守的当官底线。

　　谷文昌定下“为官两原则”：“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哪怕排除万难也要做到；凡是对党威信有损害的事，哪怕再小也不能做。”

　　他常对身边人、对家里人说，“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蹲点湖尾村，谷文昌和村民一起劳动，一起喝地瓜汤，原本就有胃病、肺病的他，得了水肿病，痛得在床上打滚。警卫员看不下去，溜回县委秘书室开证明，买回一斤饼干。一向好脾气的谷文昌发火了：“赶快退回去！群众在挨饿，我怎么吃得下？”

　　到外地开会，安排好了住房，却常常不见人影。他嫌住宿费贵，干脆和通讯员一起，找了家一晚1.2元的房同住，“怕浪费公家的钱”。

　　调到省城，他随身只带两个旧木箱和两瓮咸菜。家里也只是添置了几把藤椅、一张石桌。别人奇怪：怎么不买木制的？“我当林业厅副厅长，家里一下多了好几件木家具，我怕别人说是揩公家油，以后别人还不都得跟着学？”

　　怕？！这个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汉子，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不怕风沙，却独独“怕脱离群众”“怕给公家浪费”。此“怕”才令党生威！一柄戒尺，划清公私；一面畏镜，照见党性。

　　怕？！这个走到哪里就造福到哪里的县委书记，不怕失败、不怕委屈、不怕磨难，却偏偏怕党的事业干不好、党的形象受损害，此“怕”换来万民敬。谷文昌“文革”被斗，东山闻知，当地两拨原本内斗的红卫兵，达成共识，以拉回当地批斗为名，将谷公保护回来。当地一娃，不明就里，喊了句“打倒走资派谷文昌”，被路过的群众一巴掌扇过去：“没有谷公，你个小鬼哪能活到今天！”

　　干部要过权力关，不易。过家人关，更难！许多贪官在忏悔时，几乎都谈道：不怕自己吃苦，就怕孩子受穷。对权力的敬畏，往往从家庭突破、失陷。

　　谷文昌也爱家人，也疼孩子。只是，他希望让他们一生过得坦坦荡荡，睡得踏踏实实。

　　妻子史英萍，同为南下老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定为行政18级。可每次提职、提薪，老谷就动员爱人“让一下”。直到谷文昌去世后的第3年，才升为17级。

　　身边的工作人员换了几茬，他没有提拔重用一个人；他招收别人进单位，偏偏不安排自己的5个子女入公职；哪怕是一辆自行车，他也不许他们碰一碰，因为它姓“公”……

　　“也曾想过，如果不是谷文昌的孩子，我们的境遇会不会比现在好？”谷文昌的五个子女，除了长子退休前在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其他4位退休前都只是漳州最普通的科员、企业职工。甚至第三代，也多是普通的幼儿园老师、糖厂职工、单位司机。

　　这样的“家规”“家风”，今天看来有些不近情理，可能还会被讥为“不食人间烟火”。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谷家兄妹对父亲有了更多的认识，从理解到崇敬，从崇敬到感悟。“我们的日子虽然平淡，但过得踏实。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如此“踏实”的感觉，谷文昌身边工作过的人，一样有。“跟着谷书记，可能不会升官发财，但是一定不会走错路。”

　　“用权以廉、持身以正，谷文昌身上的这种宝贵品质，正是今天各级干部不可缺失的精神钙质。”沈志雄感叹，多一点对谷文昌的了解，就多一些“今天太需要谷文昌式干部”的感悟。

　　离开东山前，记者再次来到谷文昌陵园。

　　像东山人一样，点燃一根烟，小心翼翼地插进石制的香炉。香炉里，已经有了67根烟蒂。

　　一人，一树，一林，一岛，远离故土，脚踏贫瘠，根扎千尺，任凭风雨，面朝大海，泽荫后世。

　　人生一粒种，漫山木麻黄……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07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