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欢院 王晓阳
陈绍洋教授在作报告。（资料图片）
我们来晚了。他已经定格在一幅照片中：身着戎装，笑容灿烂。
我们来晚了。“三十年来，头戴蓝色的手术帽，身着短袖的手术衣，冬天外面裹一身军大衣，风风火火地奔跑在手术室和病房之间”，这道独特的“风景”，我们再也看不到了。
然而，我们却听到了他的心跳，听到了他灵魂的歌唱。
同事们说：“他创造了多项全国麻醉界的纪录；在生命的最后14个月，经历了肝脏移植和股骨头置换两个重大手术后，只要能爬起来，他依然每天坚持救治病人、指导科研达10余小时……”
患者们说：“他时刻为我们着想，把我们的生命看得比他自己的生命还贵重。”
妻子和女儿说：“他给予我们的关爱，比给予患者和学生的少得多。但我们知道，他深爱这个家。”
在人们悲痛的回忆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他并没有走远，而是真真切切地活着，活在人们的心里。
让我们记住他吧！陈绍洋，这个普通而又伟大的名字。这位人民的好军医，他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用生命践行了党的宗旨，将爱的温暖永远地留给了世界。
若我走到人生最后，愿将双肾捐给所需患者
2012年3月29日，在手术台前连续奋战8个小时、滴水未进的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科教授陈绍洋，在准备为一位重症病人实施麻醉时，突然肝区剧痛，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一滴一滴地滑落。
“陈教授，您怎么了？”一旁的主刀医生关切地问：“要不您休息一会，让其他医生来麻醉吧？”
陈绍洋摇摇头，示意自己坚持得住。他咬紧牙关，用拳头顶着腹部完成最后一台手术后，双腿一软，摔倒在地。
次日，在家属和同事们的逼迫下，他去做了超声检查。医生发现陈绍洋肝脏上长有4个鸡蛋大小的瘤子，已经顶破了肝膜，确诊为肝癌晚期。
而就在确诊前，他刚刚为三名重症病人进行了手术麻醉。此前一周，他曾三次飞往北京、昆明等地参加学术交流。
“发现得太晚了。”陈绍洋的妻子罗兰悲痛地说：“他像个陀螺一样整日为别人不停地转。每天早上7点前出门，经常凌晨以后才回家。常常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哪里有时间去查体呢？”
而就在确诊肝癌晚期的当晚，陈绍洋依然像往常一样，如约来到麻醉科会议室，听取研究生学习进展情况汇报，检查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幻灯，并逐一提出修改意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浑然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个肝癌晚期患者，需要卧床休息等待手术。妻子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回家，见他没有反应，心急如焚地找到科里来，一直等到深夜才一起回了家。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而煎熬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罗兰嘱咐陈绍洋：“今天早上别吃饭，去做一个PET－CT检查（了解癌细胞扩散情况）吧。”
“今天不行呀，我还有三台手术麻醉。”说完，陈绍洋头也不回地走了。
罗兰焦急之下，找了医院领导。在领导的强烈要求下，陈绍洋终于离开了手术室去做检查。
2012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命运和陈绍洋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昨天还身着手术衣给别人麻醉，不到12个小时，躺在手术室里等待救治的成了他自己。
为了挽救这位人民的好军医，西京医院组织了最强力量，紧急为陈绍洋实施了肝脏移植手术。
术后不到一个月，身体刚刚有所恢复的他，不顾大家劝阻，就搬来了电脑，撑起了小饭桌，摆上各类书籍，把病房布置成了办公室，重新开始了自己一天10多个小时的学习工作。他牵挂着他的8名研究生，其中两人即将论文开题，3人面临毕业，另外3人的实验正进行到关键阶段。
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申报科研项目、联系国际合作课题、指导研究生。每一项，对一个健康人来说都需费尽心力，而对于一个重症患者来说，就是生命的最后冲刺。
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赵铱民去看望他，见他还在病床上看书，劝他：“绍洋，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休息，别想着工作了。”想了一下又赶紧补充说：“你要实在忍不住，就看一小会儿吧。”
他歉疚地回答：“我这个习惯改不了。希望再给我一些时间，我要把我的经验全部写下来……”
“肝脏手术移植后，在病房里，他总是忘了自己是一名病人。经常帮助我们为患者进行心理辅导，鼓励患者坚强面对病情，甚至常常帮助我们处理紧急情况。”肝胆外科副主任陶开山心痛地说。
2012年5月21日傍晚，陈绍洋正在移植中心病房进行术后恢复性锻炼，在经过监护室时，透过玻璃看见肝移植术后病人李志铭起身时忽然晕倒。他忘了自己也是术后重症病人，冲进监护室参与紧急抢救。
医护人员赶忙劝他：“陈教授，您赶快回房休息，这里有我们呢。”他一边主持抢救，一边着急地说：“这种情况我有经验，救人要紧。”
一分钟后，李志铭心脏恢复了跳动，苏醒过来，而虚弱的陈绍洋已是满头大汗。
陈绍洋心里时刻装着病人，还装着万分的坚强和乐观。８个月后，因为癌细胞转移，陈绍洋接受了股骨头置换手术。
面对死神的步步紧逼，陈绍洋忍受着身体的巨大痛苦，反过来安慰关心他的人们：“不是还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吗？怎么我就不能是这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对陈绍洋来说，从医生到病人角色的转换，令他有了新的体验。他对罗兰说：“我实施过无数次肝移植麻醉，但只有亲身经历了肝移植，才真正体会到了这种痛彻心扉的疼痛。过去我们为病人做得实在太少了。”手术后他定时服药像做学问一样严谨，坚持锻炼像做手术一样拼命，常常自己推轮椅直推到双手打满血泡，做拉伸直做得双腿肌肉血肿。
罗兰和女儿劝他不要心急，他却说：“你们知道患病的体验对于一个麻醉医生来说有多宝贵吗？我一定要快些重新工作，好让更多的病人从我的体验中受益。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我的平生所学，最大程度地留给学生，留给后人。”
他的恩师，著名医学专家，85岁高龄的臧益民教授带着老伴来探望他。看着他忙碌而消瘦的身影，恩师心疼地劝他要好好休息。他诚恳地说：“我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可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虽然我现在身体很差，但脑子还没坏，趁还能撑得住的时候，尽量多做一点。”
老教授的眼眶湿润了，缓缓地举起右手，给自己的学生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
病魔并不顾惜这位可敬的人。它来得匆匆，太匆匆。
2013年8月4日12时50分，年仅50岁的陈绍洋走了。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手术台，离开了深爱他的亲人、感佩他的同事、感恩他的患者和学生。
从发病到离世，短短14个月的时间，陈绍洋接受了大大小小9次手术，23次化疗。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仍坚持审阅各类稿件30余篇，批改研究生论文十几万字，查阅了百万多字的文献资料，指导科研课题8项，编写了20余万字的教材。
在弥留之际，他用颤抖的笔迹，留下了最后的嘱托：若我走到人生最后，愿将我健康的双肾，捐献给所需患者，也为我的医学事业做最后一点贡献……
这是一个从医30年医生的最后心愿，也是一个崇高心灵的最朴实表达。
从护士到军旅名医、麻醉大师
陈绍洋的起点并不高。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勤奋”的全部内涵。
1963年4月，陈绍洋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排行第七，是家中最小的弟弟。他的哥哥1970年在部队执行任务时牺牲，被追认为烈士。从小崇拜哥哥的他萌生了最初的英雄情结。
从记事起，深夜为年迈多病的父母抓药，崎岖的山路、阴森的水塘、被脚步惊醒了的狗的狂吠，是陈绍洋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回忆。亲人的病痛令他立志从医。
1980年，刚满17岁的陈绍洋考入了第四军大学护理学校，获得了免费上学的机会。在四医大这块英雄辈出的土壤里，在部队的大熔炉里，更坚定了他以医报国的信念。
“我和绍洋是同学。入学时大部分同学都很灰心，认为我们毕业后只能当个护士，没有多大前途。但是陈绍洋劝我们，只要好好学习，就一定能做个有用的人。”西京医院数字化中心田玉兔副主任说。
从那时起，陈绍洋的书包里就始终装着“三本书”：一本护理专业书籍、一本三年制大专教材、一本五年制本科教程。晚上宿舍熄灯后，他打着手电钻在被窝里学习；怕影响舍友们休息，他又到厕所对面的水房里学习。
就这样，通过自学和旁听，陈绍洋在护校毕业后不久，就自修完成了本科课程。
在麻醉科库房存放器材的角落里，挤放着一张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书籍和专业期刊。那就是陈绍洋的学习室。
“我的起点比较低，底子比较薄。怎样才能使我的学术和医疗水平得到提高？我只有挤出更多的时间去补习。如果我每天挤出3个小时去学习，那三年下来我不是比别人多上了一年学吗？”陈绍洋说。
对此，妻子罗兰深有感触。从自家的窗户就可以看见陈绍洋办公室的灯光，但深深相爱的夫妻咫尺天涯。每天下午回家吃过晚饭就去办公室学习，一直到凌晨时分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这是陈绍洋从医30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
很多人认为，麻醉师的工作不就是打一针，睡一觉吗？在普通百姓的眼里，外科医生是主角，麻醉医生只是配角。
而陈绍洋则说：“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是治病的，麻醉医生是保命的。”他认为，麻醉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要做到“梦醒之间，游刃有余”。医生1％或者1‰的医疗失误，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却是100％的悲剧。他每次从麻醉中寻反思，找差距。
功夫不负有心人。靠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1995年，年仅32岁的陈绍洋在“麻醉技师”这个辅系列岗位上，凭借无可争辩的实力在学校的“人才打擂”中脱颖而出，破格晋升副高职称，轰动全校。
之后，从辅系列到主系列，从副高职称的技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陈绍洋一步一个脚印，从一名普通的护士成长为一名军内外知名的麻醉专家。
“陈绍洋是医院出了名的拼命三郎，工作量是常人的两倍。他以挽救病人为最大快乐，创造了麻醉界一个又一个奇迹。”西京医院院长熊利泽赞叹说。
罗兰还清楚地记得，1997年6月30日，正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夜，医院正要为一名７岁的女孩实施国内首例活体肝移植。
为确保手术成功，医院邀请日本医生前来指导，但麻醉却需要独立完成。在既无外援，也无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陈绍洋带领团队潜心研究，提前数月查阅了大量国外文献，收集病例，制定术前准备、术中管理、术后配合等一套完整麻醉方案。术后，他又带领大家24小时吃住在病房，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并做好应对各项突发情况的准备。
罗兰为丈夫录好香港回归的盛大场面，一连在家里等了三天三夜，却始终没有看到丈夫的身影，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接到。当她忐忑不安地来到陈绍洋的办公室，却看到在满屋子医护人员中，心爱的丈夫正低着头作记录。罗兰心里的怨气一下子消散了，化作了对丈夫的无限心疼。
2010年5月，一位患有胆源性胰腺炎、中度缓和性通气功能障碍的重症老人紧急入院后，外科教授建议尽快手术，呼吸内科教授却认为患者病情危重，无法支持手术。讨论陷入了僵局。
这时，陈绍洋头脑清晰地判断了主要矛盾所在，并提出尖锐的问题：“假如不做手术，再给一些时间，能否让病人的呼吸功能得到改善？”得到否定的回答后，陈绍洋继续追问：“如果不进行手术，从内科角度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又得到否定的回答后，陈绍洋果断拍板：“既然手术是唯一的治疗办法，再拖下去病人的状况只会越来越糟，为了病人的生命，我们应当试一试。”
医生们深知，这台手术的成功与否，维持和控制患者生命体征的麻醉医生至关重要。陈绍洋这样的拍板，意味着将要承担巨大的手术风险和高难度操作。在陈绍洋的坚持和带领下，手术进行数十个小时，终于成功。术后仅仅10分钟，患者就清醒过来，两个小时后就坐了起来，10个小时后便可下地活动。
这些年，陈绍洋先后承担了世界第二例、全国首例换脸术，世界首例异位辅助性活体肝移植，全国首例心肝肾同期联合移植，世界年龄最小新生儿大面积烧伤患者救治等30多项重大手术麻醉任务，总结出一整套安全、有效、可行的大器官移植术麻醉方案，没有出现一例明显并发症、无一例医疗纠纷，创造了全国麻醉界的纪录。他在专业领域内潜心探索，先后获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７项重大奖项；他探索总结的23项新技术、新业务陆续运用到临床，服务于患者，被誉为军旅名医、麻醉大师。
对此，西京医院政委董新平感慨地说：“陈绍洋是一个把职业信念看得比命重的人。从医30年，他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恪守着一名人民军医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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