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吃饭穿衣见精神 　

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细微之处见精神

１９４９年进入北平后，董必武住在东城锡拉胡同，房子不大，办公室也只有十几平方米，机关管理局的同志要他搬进中南海，他婉言谢绝。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如果搬进中南海，原来重庆、上海的党外老朋友要找我就没有现在这样方便了，这对工作不利。现在总理工作很忙，在统战工作方面我能分担一些劳累的话，就应该多分担一些。

杨显东是留学美国的棉花学博士，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还访问过苏联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与董必武在汉口相识后，董必武指引他走上了一条留在党外发挥作用的革命道路。１９４９年９月，杨显东作为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来到了北平，专门到锡拉胡同董必武家拜访。董必武很高兴，与他双手紧握，久久不释。

政协会议后，杨显东接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通知，他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颇感意外。他觉得自己能力有限，还是从事棉花科研工作比较合适。他又一次拜访了董必武，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了董必武。董必武一边倾听，一边点头，对他说：“你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是我经过认真考虑又和周总理商量后决定的。”董必武鼓励他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积极参加全国的土地改革，加强思想改造，争取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董必武广交党外朋友，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关心备至，问寒问暖，但请客却从来不大摆宴席，不搞过多的菜肴，礼数到了，情义到了即可。１９５５年，谢和赓、王莹夫妇从美国回到祖国，暂时住在北京一招待所。董必武抽出时间接见了他们，专门“宴请”时，也只是在平常的饭菜中添加了三个被他称为“保健菜”的普通蔬菜。董必武见他们没有穿大衣，关切地询问：“冷不冷？衣服够不够御寒？在招待所的生活怎么样？是否适应北京的天气？”他还说：“现在你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中了，生活上有什么需要的，尽可以向组织报告。”董必武还鼓励王莹搞好创作，特别是把在美国的遭遇抓紧写下来，以免时间久了“冷了气”。在董必武的鼓励和关怀下，到“文革”前夕，王莹终于将《宝姑》《两种美国人》两部书稿写成了。后来，王莹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表达对董必武的感激之情，信的末尾是两句诗：“思源‘两书’念董老，无限深情永难忘！”

解放前，董必武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有过广泛的交往，并建立了牢固的友谊。爱国民主人士对董必武也非常信赖，常常诗以言志，歌以咏志，表达相互间的情谊。新中国成立前后，董必武继续与他们诗来歌往，相知甚笃。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８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等一行２０余人由华东解放区经天津到达北平后，立即题诗向董必武致意，董必武立即作复：“蒙示大作，奖饰愈恒，弥增惭感！久未作诗，机滞调塞，殊不成句，既承命和，又不敢违，勉凑一首，即祈斧正是幸！”他写道：“旧事重提我欲愁，巴渝宁沪记曾游。几经曲折谋和议，备受摧残抗逆流。黩武之徒吞恶果，拥民为主是嘉猷。南方底定君歌咏，应与龙吟凤哕俦。”诗中充满了对党外朋友的敬重。

董必武对海外爱国侨领陈嘉庚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陈嘉庚侨居新加坡，“艰苦创业，经营橡胶业，获利后不自封殖，领导侨胞，热爱祖国，斥巨资创建集美学校，逾四十年。全国人民解放后，陈君亲回梓里，将中小学、师范及诸专科学院修复而恢廓之”，对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１９５２年１２月，董必武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词时，特“集杜诗五言句六章”以纪其事，赞扬陈嘉庚：“子负经济才，风雷飒万里。树立甚宏达，壮心不肯已。”

１９６２年秋，作家曹靖华的散文集《花》出版后，特意送呈董必武一本以请教。董必武看后复信并赠诗两首，诗曰：“愿花长好月长圆，幻景于今现眼前。洁比水仙幽比菊，梅香暗动骨弥坚。已见好花常在世，更期圆月照中天。谢庄作赋唯形象，愿否同名喻续篇。”信中黾勉恳挚之情，溢于言表。

《花》集中收有一篇曹靖华回忆当年在南京与周恩来、董必武交往的散文《话当年，咫尺天涯，见时不易别更难》。董必武阅读后，对文中对他当年送作者脱险之事着墨颇多表示不安，专门给作者去信说：“过去我们交往的事实，作为揭露蒋帮特务统治及表达我们怎样和特务斗争的一角，写点什么出来是有意义的。写时对个人的接触有什么印象，也可以提到，我意这点不宜着墨过多。就我们来说，做那一点工作，只是党员的分内之事。”当时写这篇文章时，曹靖华对究竟将董必武排在前还是将周恩来排在前很是费了一番周折，总觉得吃不准，索性依据当时大多数新闻公报的排名顺序，将董必武的名字排在周恩来的前面。文章送给董必武征求意见时，董必武用红笔将自己的名字勾到了周恩来后面。此举使曹靖华深受感动，他感受到了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的崇高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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