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有为：深圳改革“孺子牛”

经历所有制问题大论战

对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中国改革开放，所有制问题既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与改革发展实际紧密联系的实践问题。而正当理论界各派为姓“公”姓“私”问题争论不休，全国其他地区的市场经济转轨也因为所有制问题而艰难前行的时候，改革最前沿的深圳却至少已经走在全国前面5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民营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经济的中流砥柱。同时，中兴通讯、万科等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成功向民营经济转变之后，也开始崭露头角。面对社会上关于“深圳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的”之类的批评，厉有为开始进行了深深的思考。1996年底，厉有为在赴中央党校学习期间，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结合深圳改革实践，写就了一篇学习体会《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然而，试图从深圳改革开放的经验出发，提出和探讨这个问题的厉有为，却因为踩了当时所有制问题的雷区，从而站到了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风口浪尖上。

从1997年初开始，来自理论界的批判不断升级。他们说厉有为这篇文章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企图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并指名道姓地直斥厉有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批判接踵而至。更有党的领导机关干部认为他的文章是“干扰”、是“杂音”。

这样的大批判确实让厉有为始料未及。多年后，厉有为回忆起当时的一幕，“骂得很厉害”，“压力很大，感觉到改革很难”。但他认为为党的事业去思考一些问题，说出一些真话、实话，完全是共产党人的天职。因此，厉有为始终很坦然去面对这些责难，也没想过要去公开辩白。

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了重要讲话，厉有为的文章观点符合“5·29”讲话精神，大批判的声音就消失了。此后，在党的十五大上，厉有为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从厉有为1993年担任市委书记到1998年离任，这5年是深圳发展最快的5年，财政收入每年递增50%。而率先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成功、大力发展证券市场等这些带有探索和先导意义的改革实践，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巨大。

不遗余力追求社会公正

1998年，厉有为不再担任深圳市委书记，之后去了全国政协。从1998年到2008年，厉有为连续当选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2003年被评为中国改革之星，2008年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人物”。

或许是生在农家的缘故，到全国政协工作的厉有为，一直跟踪调研解决外来劳务工的问题,一再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他在全国政协写了7篇关于“农民工”的提案和发言，涉及外来劳务工的社保问题、户籍问题、同工同酬问题、住房问题、工伤问题、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等。比如，厉有为曾提出将外来劳务工改称为“新型合同制工人”，简称“合同工”，使其依法享受产业工人的应有待遇……

“官是什么，官是百姓的牛。”“凡是认准是正确的东西，总是‘一条道走到黑，十头老牛拉不回’”。厉有为用牛所作的比喻为自己的改革精神作了最好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