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访到纪检
张昕昕，生于1952年，曾经在辽宁省开源市当过知青，后来参军，在铁道兵部队当了4年兵，复员到北京市工作。1979年，他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委信访办公室做了8年的信访工作。“处理了几千封群众来信，承办过几百件市委、市政府领导交办的批件”，回忆8年信访工作，他感悟信访工作是“了解百姓疾苦”的渠道，因此也对无数上访者的遭遇寄予过深深同情。
后来，北京市委组织部抽调一批干部到各高校担任联络员，张昕昕被选中了。他记得，离开信访办的时候，同事们依依不舍，“小张，别走了，留下来吧。”一位领导诚恳地挽留。确实，由于经常自告奋勇加班，他给领导、同事们留下了良好印象。友好、团结的工作氛围，也让他有所留恋。但在张昕昕的心里，信访整天就是“打官司告状”，对于已经干了8年的他来说，渴望一个新的起点和工作环境。他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1990年底，张昕昕调入北京联大文理学院从事专职纪检工作。两年后，他担任了监察审计组副组长，副处级纪检监察员，并在1994年至2003年，担任北京联大纪委委员。
从事纪检工作之初，他渐渐发现，这个工作的特点就是“得罪人”。“社会风气不正，人际关系复杂，得罪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圈子人，甚至是背后的领导。”张昕昕面色凝重。
查办某校办公司，证据扎实，相关责任人受到纪律处分，但一年之后，一位领导下令让张昕昕重写调查报告，硬将责任人的问题“拿掉”。
像公款私存、截留私分、干部搞传销等线索，张昕昕几乎过问一起，就得罪一批人。
多年后的一天晚上，他早已调离纪检岗位，只是一名宿舍管理员，一位曾经遭查办的干部跑到他面前大骂：“你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当年整我。”
“谁整你？你想找茬报复吗？”张昕昕十分愤怒。
对方不依不饶，用手“刮”到了张昕昕的后脑勺，扒开他头上不多的头发，故意让秃顶“露”出来，以此羞辱他。
在纪检岗位上工作的日子里，有人公开威胁，有人暗中刁难，张昕昕只能默默承受。
1995年3月16日，中共北京市纪委、北京市监察局发出《关于表彰办案有功集体和个人的决定》，称在反腐败斗争中“涌现出一批敢于和善于办案，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并要求“以他们为榜样，积极投身到反腐败斗争中去”。
张昕昕就在表彰之列。中共北京市纪委、北京市监察局颁发的“荣誉证书”称：张昕昕在办案中作出显著成绩，荣立三等功。“这种荣誉，一般人不愿意要，得罪人要付出代价，而且是半辈子的代价。”张昕昕说。
命运的拐点
1995年，北京联大党委撤销了学院一级的纪委，使得张昕昕一夜之间失去了“组织”。
撤销了纪委，各学院设一名专职纪检监察员，张昕昕有一种被“吊”起来的感觉。“没有机构、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室，没有相应职权，无法开展工作。”因此，他开始反映“体制不顺”的问题，没想到，得到的答复竟是“就这种体制，能干就干，不能干自己找地方调走。”
寒意袭来，性格耿直的张昕昕经历着更为严峻的人生考验。随着再一次的“人事制度和机构改革”，张昕昕的专职纪检员岗位也被撤销了。一位领导当面对他说：“你不适合当干部。”
竞聘其他岗位，不出意料，他落聘了。
落聘后，张昕昕问领导：“我是因为机构精简下来的，还是表现不好下来的？”
“是根据群众测评和票数多少来综合考虑的。”
“我愿意听群众意见，以后改进工作。”
“群众的反映不能对你说。”
“哪个人背后能没有反映呢，有人无事生非也当成群众反映？”
张昕昕怒了。
几经周折，在北京市教育纪工委领导的再三过问下，张昕昕被安排到学校图书馆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副馆长。
还是一样的嫉恶如仇，还是一样的“眼里揉不进沙子”。由于向上级反映“干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他再次得罪了人。
到图书馆仅仅一年多以后，他在一次“改选”中落选了。这一次，他被安排到学生宿舍做管理员。不过，他还不能算“后勤”的人，而是“借调到”学生宿舍的。
在学生宿舍扫地、打水，甚至在几个学生宿舍之间来回“检查卫生”，后勤聘来的两名合同劳务工，是真正的“宿舍管理员”，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干部”，只能不断恳求他“别瞎搅和”，不要影响了他们的工作量和奖金计算。
“这种耻辱我无法忍受”，被安排“管理宿舍”之后，张昕昕来到北京市纪委，开始了“上访”，越级提出控告申诉，反映自己遭受的“被打击报复问题”。一位以前熟识的纪委领导了解他的情况，含着眼泪说：“纪检干部怎么能到了这个份上，还是先借调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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