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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错打了孩子，错了就错了，难道还要责怪甚至怨恨母亲吗？”
天有不测风云。1954年秋天，正当张星南满怀信心投入工作的时候，一封举报信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举报信诬告她为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是潜伏在人民队伍的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调查，也几乎没有讯问，以她“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隐瞒历史”的罪名被关押，与家人划清界限，不允许与两个孩子在一起。接下来，勒令离婚，遣返原籍，接受改造。
农历八月十五晚上，月光皎洁。正当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作生离死别。丈夫瞒着组织送她去火车站，后来被人看见作了汇报因此受了处分。两个人走到县城外两棵大树下，心如刀绞，丈夫擦着火柴把两张离婚证烧掉了，发誓要等她回来。接着，丈夫又从奶妈怀里把两个孩子抱到她面前，大的一岁两个月，小的只有两个月。张星南含着眼泪把孩子抱了又抱，亲了又亲，几次走出去，又返回来，她怎么能够舍得离开这么小的骨肉啊，怎么能够舍得离开相依为命的丈夫啊！
来到河南省邓县彭桥乡南岗村初级农业社，淳朴的乡亲们敞开胸怀迎接了这位“看上去不像坏人”的女人。尽管高强度的劳动让她喘不过气来，但她却为又一次获得了为党工作的机会而高兴；尽管夜深人静的时候常为思念年幼的孩子和残疾的丈夫而以泪洗面彻夜难眠，但是，第二天，她会照样带着微笑出现在乡亲们面前。
屋漏又遇连阴雨，在组织的“关怀”下，丈夫又不得不与别人结了婚。她仅有的一点希望破灭了。
1957年，在一些好心人的一再撮合下，张星南成了家。丈夫王金兵是个讨饭长大的老实人，小她整八岁，家在湖北省光华县（现老河口市）纪洪镇红云村。结婚后，育有一儿两女，儿子王国卫，女儿王中华、王中杰。
由于张星南特殊的身份，每次政治运动来临，她都首当其冲，成天被揪来斗去。有时外村来了斗争兴致，也大老远地跑来，揪起她就走。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也全都安在了她的头上，甚至村里人相亲不中，也会怀疑是她从中破坏，不容分说，拉出去就斗。随着政治运动的升级，对她的迫害也不断加剧：麻绳换成了手铐，双脚戴上了脚镣，头顶竖起了纸帽，甚至下地干活，别人休息，她却要双膝跪地，接受批斗。民兵逼她背“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她不，偏要说“斗争、胜利，再斗争、再胜利，直至成功”，结果招来一阵惨烈的毒打。打过之后，张星南家也没回，又一瘸一拐地下地去了。
时至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又狂飙突起。这一次，张星南付出了更加惨重的代价。一伙人在批斗时，将她的左眼打肿出血，起初看东西模糊不清，20天后，左眼完全失明。两个看守她的民兵为了显示斗志，拉着她的一只手往电闸上按，企图逼她自杀。张星南不知从哪里来的劲儿，拼尽全力不让自己的手触到电闸，最后硬是从两个大汉手中挣脱出来。
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张星南也没有丢弃信念，仍然不间断地向各级政府反映自己的问题，始终坚信党会给自己一个清白。她对儿女们说：“妈的问题迟早会解决，这辈子你们要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啥时候都不能改变。”
这期间，她的家人给了她莫大的支持：夜晚被拉出去批斗，婆婆搂着三个孩子不睡，再晚也要等她回来；在被民兵关押期间，婆婆踮着小脚为她送饭，鼓励她：吃点，吃饱了才有劲，才能撑得住。左眼被打瞎后，婆婆和丈夫商量，将圈里的一头小猪卖了，换回36元钱连同一双布鞋塞给儿媳：“到外面逃命吧，别在家里等死了。”并嘱咐她：“拿着这双鞋出了村后，一只扔进池塘里，一只放在池塘边上，这样他们以为你投塘自尽就不会去追你了。”张星南为婆婆和丈夫的善良所感动，但问题没有弄清楚她死也不会当逃兵。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党啊母亲，你何时能认下你这个忠诚的女儿呀？”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随着频繁的政治运动的终结，张星南也有了一些人身自由。这一年的秋天，张星南收拾完地里的庄稼，揣着亲友们凑起来的80元钱，一路北上，回到了一别24年、给过她欢乐也给过她痛苦的山东禹城，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申诉之路。为了防止外出时人被扣留或申诉材料被没收，离家前，张星南将部分申诉材料留给了儿女们：“万一妈不在了，你们要继续找，一定要给妈找回一个清白。妈这辈子缺少的，一是清白，二是工作。”
几经周折，1980年12月24日，在当年与张星南一起工作的老同志们的帮助下，中共禹城县委终于为张星南作出平反决定：恢复政籍，办理退休。至此，蒙冤26年的张星南终于重见天日。听到这个消息，张星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激动、兴奋、冤屈、悲伤的眼泪一涌而出。“党啊，亲爱的妈妈，女儿终于回到你的怀抱里了！”
消息传开，有人问：吃了这么多苦，你不恨么？
她回答：“就像母亲错打了孩子，错了就错了，难道还要去责怪甚至怨恨自己的母亲吗？”
1982年4月，组织上又为张星南办理了离休。
1986年4月16日，63岁的张星南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此，距她写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已经整整过去了37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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