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厲聲教：曾起草聯合國公約 受周恩來肯定與接見【2】

除中國領土邊界問題外，厲聲教對於國際領土問題也很有研究，其1960年撰寫的調研報告《波蘭領土變遷》及對於德波邊界寇鬆線問題的研究獲得了中央領導的關注與重視。外交學院等單位聞訊后，屢次索求此文。外交部為此專門安排厲聲教在大會上就此作專題業務講座。調研報告和講座受到了國際法學界泰斗周鯁生等外交部專家的好評。

在政治運動中，厲聲教雖遭受沖擊，多次被下放勞動改造，但面對逆境，他仍堅持原則，始終擁護周恩來總理，依然堅信黨和組織，表現出了共產黨人的高尚品格。

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厲聲教與倪征燠作為中國代表團顧問一同參加了自1972年3月到1982年12月歷次的聯合國海底委員會會議和隨后的聯合國海洋法會議，負責法律和外文方面的咨詢與把關，及起草給中央和外交部領導的各類報告等。國際法學家王鐵崖1979年亦作為代表團顧問加入其中。厲聲教與倪征燠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文本的主要起草人與定稿人，並參與了英文本的起草與定稿工作。

厲聲教1973年10月就領海寬度問題向周恩來總理的重要建言，獲得了周恩來的肯定與支持，使得中國堅持了12海裡而非200海裡領海寬度的主張，並最終於1982年以既定12海裡領海寬度簽署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是迄今為止聯合國召開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國際立法會議。會議1982年最終通過了地位僅次於《聯合國憲章》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國成為主要簽字國家之一，周恩來、厲聲教等人的努力在其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為維護國家主權，爭取中國及其他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海洋權益，以及對該公約的產生和順利通過都作出了貢獻。

厲聲教還與倪征燠作為中國代表團顧問一同參加了第二十七屆聯合國大會，並同國家測繪總局地名委員會共同組團參加了聯合國地名標准化會議，以及其他聯合國會議等。

這一時期，厲聲教頻頻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外交活動與外交談判。他學貫中西，風度儒雅，加之其非凡的個人魅力，出眾的英語水平和扎實的專業知識，使得其他與會國家代表逐漸對中國人產生好感。他出色地完成了國家托付的重任，也贏得了其他與會國家代表對中國的尊敬。

1986年，厲聲教調任中國駐巴巴多斯大使館參贊，1987年被任命為中國駐巴巴多斯代理大使，此間正值中國與巴巴多斯建交十周年。厲聲教在任期間積極推進中巴兩國在各領域的友好合作，並在國際事務中保持良好溝通與配合，鞏固了雙邊關系，為今日的中巴兩國友好關系奠定了基礎。從巴巴多斯卸任后，厲聲教又被任命為中國駐加拿大多倫多副總領事，主管僑務等方面的工作。他在任期間十分關心當地華僑華人的生存與發展，在保護僑胞的合法權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他們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深受多倫多廣大華僑華人們的景仰和愛戴。作為世代文化名家的厲聲教在推動加拿大華僑華人社會積極傳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向加拿大主流社會傳播中華文化方面也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還曾參與對國際形勢和國家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調查研究，為中央在外交外事決策方面提供對策建議。

在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余，厲聲教還參與、組織了一系列國內外重要學術活動，曾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之邀作為高級訪問學者前去訪學，為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學術聲譽作出了貢獻。此外，他還留下了不少詩詞佳作。

退休后，文理兼達、學貫中西的厲聲教仍十分關心我國外交事業的發展，作為國家邊海事務方面的權威專家繼續擔任外交部顧問，不辭辛勞地為祖國的外交事業及外交史方面的研究貢獻自己的余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