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吃飯穿衣見精神 　

與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細微之處見精神

１９４９年進入北平后，董必武住在東城錫拉胡同，房子不大，辦公室也隻有十幾平方米，機關管理局的同志要他搬進中南海，他婉言謝絕。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如果搬進中南海，原來重慶、上海的黨外老朋友要找我就沒有現在這樣方便了，這對工作不利。現在總理工作很忙，在統戰工作方面我能分擔一些勞累的話，就應該多分擔一些。

楊顯東是留學美國的棉花學博士，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后期還訪問過蘇聯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庄，與董必武在漢口相識后，董必武指引他走上了一條留在黨外發揮作用的革命道路。１９４９年９月，楊顯東作為全國政協會議的代表來到了北平，專門到錫拉胡同董必武家拜訪。董必武很高興，與他雙手緊握，久久不釋。

政協會議后，楊顯東接到中央財經委員會的通知，他被任命為農業部副部長。楊顯東頗感意外。他覺得自己能力有限，還是從事棉花科研工作比較合適。他又一次拜訪了董必武，把自己的想法如實地告訴了董必武。董必武一邊傾聽，一邊點頭，對他說：“你擔任農業部副部長，是我經過認真考慮又和周總理商量后決定的。”董必武鼓勵他要深入群眾，深入實際，積極參加全國的土地改革，加強思想改造，爭取為新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董必武廣交黨外朋友，對他們的工作和生活關心備至，問寒問暖，但請客卻從來不大擺宴席，不搞過多的菜肴，禮數到了，情義到了即可。１９５５年，謝和賡、王瑩夫婦從美國回到祖國，暫時住在北京一招待所。董必武抽出時間接見了他們，專門“宴請”時，也只是在平常的飯菜中添加了三個被他稱為“保健菜”的普通蔬菜。董必武見他們沒有穿大衣，關切地詢問：“冷不冷？衣服夠不夠御寒？在招待所的生活怎麼樣？是否適應北京的天氣？”他還說：“現在你們已經回到自己的家中了，生活上有什麼需要的，盡可以向組織報告。”董必武還鼓勵王瑩搞好創作，特別是把在美國的遭遇抓緊寫下來，以免時間久了“冷了氣”。在董必武的鼓勵和關懷下，到“文革”前夕，王瑩終於將《寶姑》《兩種美國人》兩部書稿寫成了。后來，王瑩為此專門寫了一封信給董必武的夫人何蓮芝，表達對董必武的感激之情，信的末尾是兩句詩：“思源‘兩書’念董老，無限深情永難忘！”

解放前，董必武長期在國統區從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同國民黨內的進步人士和民主人士有過廣泛的交往，並建立了牢固的友誼。愛國民主人士對董必武也非常信賴，常常詩以言志，歌以詠志，表達相互間的情誼。新中國成立前后，董必武繼續與他們詩來歌往，相知甚篤。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８日，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柳亞子等一行２０余人由華東解放區經天津到達北平后，立即題詩向董必武致意，董必武立即作復：“蒙示大作，獎飾愈恆，彌增慚感！久未作詩，機滯調塞，殊不成句，既承命和，又不敢違，勉湊一首，即祈斧正是幸！”他寫道：“舊事重提我欲愁，巴渝寧滬記曾游。幾經曲折謀和議，備受摧殘抗逆流。黷武之徒吞惡果，擁民為主是嘉猷。南方底定君歌詠，應與龍吟鳳噦儔。”詩中充滿了對黨外朋友的敬重。

董必武對海外愛國僑領陳嘉庚也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陳嘉庚僑居新加坡，“艱苦創業，經營橡膠業，獲利后不自封殖，領導僑胞，熱愛祖國，斥巨資創建集美學校，逾四十年。全國人民解放后，陳君親回梓裡，將中小學、師范及諸專科學院修復而恢廓之”，對人民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１９５２年１２月，董必武為集美解放紀念碑題詞時，特“集杜詩五言句六章”以紀其事，贊揚陳嘉庚：“子負經濟才，風雷颯萬裡。樹立甚宏達，壯心不肯已。”

１９６２年秋，作家曹靖華的散文集《花》出版后，特意送呈董必武一本以請教。董必武看后復信並贈詩兩首，詩曰：“願花長好月長圓，幻景於今現眼前。潔比水仙幽比菊，梅香暗動骨彌堅。已見好花常在世，更期圓月照中天。謝庄作賦唯形象，願否同名喻續篇。”信中黽勉懇摯之情，溢於言表。

《花》集中收有一篇曹靖華回憶當年在南京與周恩來、董必武交往的散文《話當年，咫尺天涯，見時不易別更難》。董必武閱讀后，對文中對他當年送作者脫險之事著墨頗多表示不安，專門給作者去信說：“過去我們交往的事實，作為揭露蔣幫特務統治及表達我們怎樣和特務斗爭的一角，寫點什麼出來是有意義的。寫時對個人的接觸有什麼印象，也可以提到，我意這點不宜著墨過多。就我們來說，做那一點工作，只是黨員的分內之事。”當時寫這篇文章時，曹靖華對究竟將董必武排在前還是將周恩來排在前很是費了一番周折，總覺得吃不准，索性依據當時大多數新聞公報的排名順序，將董必武的名字排在周恩來的前面。文章送給董必武征求意見時，董必武用紅筆將自己的名字勾到了周恩來后面。此舉使曹靖華深受感動，他感受到了作為黨的創始人之一的董必武的崇高風格。 

（《新湘評論》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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