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定位：“我一向反對用大師這個稱號”
1947年，年僅二十歲的湯一介即在當時北平的《平明日報》上發表過兩篇散文：《月亮的頌歌》和《流浪者之歌》。1957年初，為參加北京大學召開的“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寫了一篇題為《談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的論文，成為湯一介在解放后發表的第一篇論文。自此以后一直到70年代末，在各種報刊雜志上大概發表了四五十篇論文，這些論文大概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論文，這些論文大都收入當時的“討論集”中﹔另一類是批判別人的文章，例如批判馮友蘭先生的“抽象繼承法”和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批判吳晗先生的“道德繼承問題”等等。他認為這些論文很少具有學術價值。但它們真實反映了當時極左思潮對中國學術界的深刻影響，因而可以和其他同時代的類似論文一起作為總結極左思潮對學術研究的危害的材料。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時代風氣和學術氛圍的改善，湯一介進入了研究的高產期，寫出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書，其中有三本論文集，一本英文論文集。他不再寫那些違心的、應景的和教條式的論文了，取而代之的是表達自己真實思想的研究成果。晚年的湯一介推出了《郭象與魏晉玄學》、《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釋》、《儒道釋與內在超越問題》、《在非有非無之間》等一系列重要理論成果，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諧”、“內在超越”、“中國解釋學”、“新軸心時代”等諸多前瞻性的理念和新問題，推動了學術界對傳統哲學的討論。其中，他提出的傳統哲學應“走出中西古今之爭”，在平等交流中求同存異，在理解對話中追求創新，更是極大促進了中國傳統哲學與現代相結合。而他對中國哲學基本特征的闡述尤為精到，他認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中國哲學的三大基本命題，是中國傳統哲學對“真”、“善”、“美”的表述和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同時也體現出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和佛教、道教的關鍵命題。
現在的湯一介，可謂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各種榮譽紛至沓來，甚至不請自來。但是湯一介對此時刻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他在各種場合反復強調，反對別人將“大師”這樣的帽子強加於他，他甚至認為自己連“哲學家”這樣的稱謂都夠不上。因為哲學家要創造出一套思想，讓別人來研究。而大師則是要提出一套讓全世界都承認的理論。他之所以認為現在是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是因為我們還沒有一個思想的理論體系被大家普遍接受，還沒有出過一本影響世界的類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樣的劃時代著作。
湯一介認為對自己較為准確的定位是“哲學史家”，即研究歷史上哲學家的學者。至於當前沒有出現“大師”或“哲學家”，他認為除了天賦以外，社會環境的桎梏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惟有允許對主流思想的質疑，甚至是顛覆性的質疑，才能推動哲學的發展，才能促進哲學家的誕生。他這樣反問道：“把思想禁錮在一個框框裡邊，怎麼能產生大師，怎麼能產生劃時代的著作？”試問，誰又能直面湯一介的這一反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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