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國內經濟疲乏不振、兩黨政治斗爭導致政治“失能”等現實，奧巴馬第二任期的大部分心思和精力不會傾注在外交問題上。但在挑戰頗多的對外政策議程中，如何與中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不能忽視的課題。美國對華政策仍將維持“防范+接觸”這一延續多年的總體框架，但需應對兩國關系競爭性和相互依存程度同時上升的復雜局面。隨著2020年左右中國經濟總規模有望趕上甚至超越美國，奧巴馬第二任期將是中美兩國尋求“競爭性共存”之道的關鍵階段。[1]
一、奧巴馬政府外交戰略的再平衡
國家安全思維的重大變化是奧巴馬第一任期外交政策的“底色”，由此導致的美國對外戰略再平衡也將成為未來四年奧巴馬政府的主要著力方向。從奧巴馬連任后發表的國情咨文以及國務卿克裡就任后在弗吉尼亞大學進行的“施政”演說看，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仍將注重恢復國家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努力推動同盟伙伴體系的重構，重視國際機制建設和多邊外交，重塑國際規則，從而確保美國能夠維護全球主導地位。
奧巴馬的國家安全戰略新思維涵括了對“權力”、“安全”與“領導”這三大核心問題的再認識。首先，在一個權力日益分散的“網絡化世界”或“多節點世界”中，國際社會的等級性結構逐漸被網絡化結構所取代，因此，權力不僅來自於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力量，還來自於對“關系”的掌控。如果能處於在不同利益下形成的多種臨時性組合的“結點”，善於和其他利益攸關者和重要力量建立聯系，善於在不同利益中尋求共同利益，善於在各種力量組合中佔據中心位置，善於在國際政治游戲規則的制定中發揮主導作用，就會成為有權力的國家。[2]
與宣稱“美國在全世界擁有前所未有和無可比擬的實力和影響”的小布什政府不同，奧巴馬坦承美國實力的有限性，明確表示“我們努力的中心是復興我們的經濟，這是我們力量的源泉”，“這個年輕世紀的重擔不能隻落在美國一國的肩上，拒絕設定超出我們責任、能力或利益范圍的目標”。此外，奧巴馬強調美國需要克制地運用權力，2009年他在開羅大學發表演講時曾特意引用托馬斯•杰弗遜在1815年所說的一句話，“我希望我們的智慧會隨著權力的增強而增長，以使我們意識到，權力使用的越少就會越強大”。
其次，“安全相互依賴”成為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觀念的基石性思想。雖然美國面臨的安全威脅來自於很多方面，如恐怖主義、網絡安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全球變暖等，但這些威脅都反映了世界范圍內“安全相互依賴”不斷上升的現實。也就是說，美國的安全日益與其他國家的處境和行為聯系在一起。美國無法獨善其身，“安全相互依賴”的日益深化要求美國與他國和非國家行為體開展更加深入、更為制度化和多層面的安全合作。
第三，對於美國如何實現領導，奧巴馬給出的答案是“有原則的多邊主義”和“有道德的現實主義”。雖然美國的領導必不可少，但“真正的領導”意味著創造條件讓其他人站出來。此外，為了重新成為國際體系的領導，美國需要和其他國家訂立新的契約，通過重塑和維護開放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體系，重新獲得作為全球領導者的權威、聲望和實力。
從實踐層面看，過去幾年中，奧巴馬政府力求從四個方面推動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再平衡”。一是大力恢復國內發展和對外戰略的再平衡，積極糾正實體經濟的“空心化”，減少財政赤字，改革移民政策，加大教育和基礎設施投入，發展新能源等，力圖重振國力，為確保美國全球領導地位打下堅實的國內基礎。二是強調維護國家安全的外交手段、經濟發展手段和軍事手段之間的再平衡，避免外交政策的“過度軍事化”，注重動員“公民力量”，促進外交和發展的統籌配合。奧巴馬承諾到2017年將軍事開支佔GDP的比重從近年的4.6%降至2.9%。三是力圖實現傳統同盟關系與新伙伴關系之間的再平衡，既推動同盟體系的更新、擴展和“網絡化”，也在“多伙伴世界”的旗號下，對新興國家軟硬兼施、亦拉亦壓。四是注重解決近期國家安全威脅和確保未來戰略優勢之間的平衡。奧巴馬政府2011年推出的新軍事戰略更加強調安全環境的復雜性，加大了對“全球公域”的關注，提出要強化聯合作戰部隊的“全譜”能力，構筑具備靈活性、敏捷性和適應性的“未來力量”，發揮美國在全球安全中的“促進者”、“賦能者”、“召集者”和“保証者”角色。
可以說，近年奧巴馬政府實施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極為突出地體現了其國家安全戰略的新思維。比如，著眼於“太平洋—印度洋”新兩洋戰略框架（原是“大西洋—太平洋”），推動亞太同盟體系由“彀輻模式”轉向“網狀模式”，即大力提升盟國軍事能力，擴展盟國之間的聯系，使之結成一個集體網絡，能夠迅速、有效地單獨或聯合展開行動。再者，介入並力圖主導亞太地區機制建設，針對中國實施“制度制衡”。特別是，利用氣候變化、水資源安全等日益受到關注的議題，通過“小多邊”機制發揮其主導或引導作用，如加大對“湄公河下游行動計劃”、“太平洋島國論壇”的支持力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