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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佔主體地位的工人農民黨員發生了變化，黨的組織體系中既有先富起來的富裕黨員，也有至今處在貧困狀態的黨員﹔既有從事重體力勞動的黨員，也有自主創業成為企業家和管理者的黨員，還有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中的黨員。二是各階層致力於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先進分子加入了共產黨。這些人入黨，前提是思想上行動上都達到黨員標准。但是他們從事的職業畢竟與傳統意義上的工農主體完全不同，因此在實踐中如何為不同身份和利益歸屬的黨員提供一元的行動邏輯，直接考驗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三是當前新發展的黨員，其所從事的職業日益分化。據統計，我國黨員隊伍的結構，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工人的比重僅佔９、７％﹔黨的組織結構的這一變化趨勢，不會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政黨性質。但是黨員成分和職業的多元化，特別是工業社會分工的精細化，也給黨的教育管理和功能發揮帶來新的問題和挑戰。此外，農村黨員隊伍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速，許多農村基層黨組織運轉中出現空轉和失靈現象，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帶頭人緊缺。如何提高黨員的素質和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需要在打造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政黨，提高黨的意識形態的領導能力，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
３、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出現新的轉變。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社會百廢待興的歷史環境形成了黨領導一切的格局，黨在中國的各項工作中起領導作用，同時承擔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全部責任。黨通過高度統一的權力運行過程將黨的主張上升為國家意志，並通過權威配給資源予以保証，具體的黨政運作機制是黨做決定，政府執行。這一體制具有強意識形態功效，黨極強的社會認識黨情與搞好黨建動員和社會整合能力有利於快速集結社會資源，實現對重大問題的解決。同時，黨通過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則，保障了組織結構及其運行的高度統一﹔通過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確保了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對國家政權的有效參與。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原則下，我們黨在領導方式上，從高度集中向適度分權、依法執政的方式過渡。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指導下，實現著從強制式管理向協調、服務和強制並存的依法治理模式轉變。
與之相適應，基層組織的功能也從革命黨時期的戰斗團隊，轉變成今天教育引導、管理服務的政治核心。
在戰爭年代，革命黨的組織運行是一元化、扁平化的組織運行模式，以確保中央精神有效傳遞到一線黨組織。
改革開放以來，執政中的基層組織建構了權力運行的新模式。如何在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基礎上，實現權力運行的法治化、規范化、制度化，也是新時期黨情深刻變化提出的現實命題。
４、干部選拔任用方式與標准發生新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干部選拔任用方式與標准亦隨之發生變化。作為革命黨，除了忠誠於黨的事業，敢於犧牲自己的生命，戰功和社會動員能力成為干部選拔的重要標准。新時期，干部的能力顯然更多地體現在貫徹落實黨的宗旨，推動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等方面。因此，將“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先進理念變成科學的制度和可操作的程序，建構科學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和選拔任用制度，是黨情深刻變化環境裡加強黨的建設的核心內容。今天我們講黨情的深刻變化，首先，意味著黨在執政的過程中，權力運行需要符合社會公義，符合法治要求。由此，需要在人民當家作主框架內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來實現權力的有效運行。其次，改革開放以來，從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到推進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改革，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進行了一系列探討，逐步形成了領導干部成長與發揮作用的一系列機制體制。在革命黨時期，通過領導群眾鬧革命來形成領導干部的權威，戰爭的殘酷性和領導干部在戰略上和戰術上的成就能夠有效建構起在黨內和軍內的權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黨的干部需要在落實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路線方針政策的過程中，團結帶領群眾發家致富，積累領導經驗，並以此獲得人民的擁護和支持。由此，能否形成科學的考核評價體系，特別是針對基層黨組織功能發揮的實際，完善干部選拔任用機制，確保領導干部從基層來到基層去，在基層鍛煉成才，就成為新時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需要解決的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問題。
新時期黨情的深刻變化，既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政黨現代化的自覺反應。同時要看到，黨的性質、宗旨和服務功能沒有變化，黨的嚴密組織和嚴格紀認識黨情與搞好黨建律要求沒有變化，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核心理念沒有變化，黨的權力運行有效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沒有變化。中國共產黨結合變化了的國際國內環境，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自身建設，就能夠站在時代前沿，更好地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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