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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轉變，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向中國青年報記者直言，新一屆領導班子上任伊始，出台“八項規定”的背后，是執政黨、政府已經意識到對公權力監管得不夠，部分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以權謀私的行為影響了政府形象，造成政府和執政黨的公信力下降，民眾對於改革的信心下降。
在他的記憶裡，近年來，規范公職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行為、防止以權謀私行為的相關黨紀政紀規定和文件出台了幾十個。“一條條規定、一個個要求、一項項不准，很多只是一般性要求，比如領導干部子女不准經商，那在國企工作算不算經商？比如領導干部下基層要輕車簡從，什麼叫‘輕’，什麼叫‘簡’？”
他認為，“八項規定”很實在，從公眾最為反感的大吃大喝、迎來送往入手，很快能見到成效，很容易受到民眾的歡迎。
更重要的是，自上而下的作風改變更容易被普通的黨員干部接受。從少敬酒、少拍掌到不擺鮮花，這些看似小事，卻是群眾切實感受黨和干部轉變作風改善形象的窗口。
曾經在香港幾所大學做過訪問學者的沙振權對香港公職人員的職務消費印象深刻，“如果用公款請客吃飯，每人的標准不得超過250元港幣，如果超過這個標准，必須要附上菜單，不能有鮑魚、魚翅等高檔菜品，而且報銷的程序非常繁瑣，有時干脆就自掏腰包得了。”
全國政協委員、財稅法專家蔣洪認為，要真正讓民眾看到政府作風轉變帶來“三公經費”的削減，就必須建立嚴格的現代財政預算制度，使預算真正成為國家和地方的年度立法，政府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政府和官員花錢必須嚴格依據預算，沒有預算一分錢也不能亂花。
身為黨建專家的王長江認為，十八大以來，執政黨把轉變作風作為取信於民的突破口，目前看來已經有了具體、明顯的成效，從長遠來看，能夠長期發揮作用，還得依靠完整的制度體系建設，“就像一台機器，有了很多零件，這些零件怎樣咬合在一起發揮作用，還要下力氣去好好研究。”（王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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