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有為：深圳改革“孺子牛”

經歷所有制問題大論戰

對於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中國改革開放，所有制問題既是一個躲不開、繞不過的重大理論問題，也是與改革發展實際緊密聯系的實踐問題。而正當理論界各派為姓“公”姓“私”問題爭論不休，全國其他地區的市場經濟轉軌也因為所有制問題而艱難前行的時候，改革最前沿的深圳卻至少已經走在全國前面5年。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華為”為代表的一批民營高科技企業迅速發展，成為深圳經濟的中流砥柱。同時，中興通訊、萬科等國有企業通過股份制改革成功向民營經濟轉變之后，也開始嶄露頭角。面對社會上關於“深圳隻剩下五星紅旗是紅的”之類的批評，厲有為開始進行了深深的思考。1996年底，厲有為在赴中央黨校學習期間，通過認真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並結合深圳改革實踐，寫就了一篇學習體會《關於所有制若干問題的思考》。然而，試圖從深圳改革開放的經驗出發，提出和探討這個問題的厲有為，卻因為踩了當時所有制問題的雷區，從而站到了當代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風口浪尖上。

從1997年初開始，來自理論界的批判不斷升級。他們說厲有為這篇文章是“精心准備拋出的一份企圖徹底改變我國社會主義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經濟綱領”，並指名道姓地直斥厲有為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濁流”。隨后，來自全國各地的批判接踵而至。更有黨的領導機關干部認為他的文章是“干擾”、是“雜音”。

這樣的大批判確實讓厲有為始料未及。多年后，厲有為回憶起當時的一幕，“罵得很厲害”，“壓力很大，感覺到改革很難”。但他認為為黨的事業去思考一些問題，說出一些真話、實話，完全是共產黨人的天職。因此，厲有為始終很坦然去面對這些責難，也沒想過要去公開辯白。

1997年5月2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發表了重要講話，厲有為的文章觀點符合“5·29”講話精神，大批判的聲音就消失了。此后，在黨的十五大上，厲有為再次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從厲有為1993年擔任市委書記到1998年離任，這5年是深圳發展最快的5年，財政收入每年遞增50%。而率先在全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成功、大力發展証券市場等這些帶有探索和先導意義的改革實踐，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發展的意義巨大。

不遺余力追求社會公正

1998年，厲有為不再擔任深圳市委書記，之后去了全國政協。從1998年到2008年，厲有為連續當選第九屆、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2003年被評為中國改革之星，2008年被評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社會人物”。

或許是生在農家的緣故，到全國政協工作的厲有為，一直跟蹤調研解決外來勞務工的問題,一再強調社會的公平正義。他在全國政協寫了7篇關於“農民工”的提案和發言，涉及外來勞務工的社保問題、戶籍問題、同工同酬問題、住房問題、工傷問題、子女義務教育問題等。比如，厲有為曾提出將外來勞務工改稱為“新型合同制工人”，簡稱“合同工”，使其依法享受產業工人的應有待遇……

“官是什麼，官是百姓的牛。”“凡是認准是正確的東西，總是‘一條道走到黑，十頭老牛拉不回’”。厲有為用牛所作的比喻為自己的改革精神作了最好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