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為何選擇在李達家召開？
《中國共產黨章程》第29條有這樣的內容:“本章程由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7月16日-23日）議決”，明確指出了大會的會期，不但精確到月，甚至精確到日。然而，“二大”的召開地點並未提及。
據記載，吸取“一大”的經驗，為避免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二大”決定分幾次召開全體會議，每次都變換地點，其余時間則分別安排在黨員家裡進行小組討論，以免引起租界巡捕房和反動當局的注意。然事隔數十年后，物是人非，許多代表已經去世，幸存於世的代表大都是外省人，根本無法記住上海成千上萬的石庫門建筑。因此，當上世紀50年代陳毅市長指示上海市有關部門尋找當年革命的聖地“二大”會址時，會議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召開的，一度眾說紛紜。有人誤把同年8月在西湖召開的中央負責人會議當作同一次會議，直到1954年2月23日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收到一封來信，爭議才塵埃落定。
來信者是正在湖南大學教書的李達，他在信中寫道，“二大”的第一次會議並不是有人所說在杭州西湖召開的，而是在他的家中----上海市南成都路（今老成都北路）輔德裡舉行的。
“二大”會址紀念館二樓展廳，展示著一份影印版的史料。那是李達妻子王會悟專門請人手繪的輔德裡625號建筑平面及家具擺設的草圖，圖上連湖南篾簍子、自轉椅、書架、床鋪等都清晰標明。
疑問隨之而來，“二大”為何選擇在李達家召開？
“二大”會址紀念館學術顧問王志明透露，“二大”的召開地點是經過當時中央局領導認真研究的。開始時曾經考慮過去廣州召開。鑒於當時廣州的政情很復雜，孫（中山）陳（炯明）摩擦厲害，如果國民黨內部真發生沖突，在廣州舉行大會就會有些不便，因而決定仍在上海舉行。
建黨初期，黨的代表大會基本上是在黨的領導人家中召開的。由於中共“一大”召開期間，李漢俊的家裡已經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並且其寓所之后長時間處於租界巡捕的嚴密監控，所以“一大”會址李漢俊的寓所已經不適合召開“二大”。環龍路漁陽裡2號的陳獨秀家原來是個理想的開會場所，但是，1921年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密探以宣傳激進和赤化為名，把陳獨秀、高君曼、包惠僧、楊明齋、柯慶施等人從家裡抓走。在共產國際的營救下，陳獨秀等人被釋放，但是其寓所也成為法國巡捕房嚴密監視的地方，不是安全的場所。
張國燾所在的北成都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也不是合適的會議地點。1922年1月，勞動組合書記部支援和領導罷工斗爭，尤其是“香港海員后援會”的活動。英租界當局察覺到這個極有組織的罷工司令部就設在勞動組合書記部內，他們採取各種手段對勞動組合書記部進行阻撓和破壞。7月17日，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辦事處被英租界當局查封，其成員被通緝。
相對而言，較安全的是中央局成員李達的寓所。輔德裡625號是李達和王會悟新婚后的寓所。這裡是一所處於深巷內的石庫門房子，整幢房子由李達一家居住，沒有外人。房子的前門、后門都可以通行，周圍是整片相同的石庫門房屋，625號淹沒在一片石庫門房子中，不易讓人辨識。黨創辦的平民女校正對李達家的后門，萬一發生情況也便於疏散。附近的勞動組合書記部、平民女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等黨的機關又便於召開小組會議。李達的寓所處於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會處，軍閥當局又不便於公開到租界裡行動，所以是比較安全的。同時，這裡也是中共在上海的尚未暴露的聯絡站。李達曾經在輔德裡625號主編《共產黨》月刊和出版馬列主義叢書，作為中央局宣傳處的通訊處，各地組織的文件都寄到這裡，各地同志的接洽也先到這裡。陳獨秀經常來到這裡看閱各種文件。所以，這裡是比較適合召開黨的二大的地方。
“二大”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便在李達家的客堂（客廳）裡召開了。開會的時候，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抱著不滿一歲的女兒李心田（綽號小數點）在門口負責警戒。只是，“二大”一共召開了3次全體會議，其他兩次全體會議的會址已經無從考証了，成了“懸案”，唯一能確定的是仍舊在上海范圍內，在其他同志的家裡或李達家附近黨的機關裡召開的。
究竟有哪些人參加了“二大”？
同樣，“二大”的參加者都有哪些人。至今，學界猜測不斷。參觀過“二大”會址紀念館的人都知道，該館陳列的與會代表的照片中，第12位代表的照片是空缺的。
王志明透露，這一問題之所以難解，是因為關於“二大”參會者的原始資料所見甚少，加之年代久遠，當年出席“二大”的當事人都已去世。如今的名單基本上是根據當事人生前的回憶而定的，且他們互相之間或本人回憶的前后之間說法不盡一致。
目前，最權威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的提法是：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尚有一人姓名不詳）等12人，代表全國195名黨員出席會議。尚未完全確定代表資格的人員有：陳望道、鄧恩銘、鄧中夏、高君宇、向警予、項英、張太雷。
也就是說，那個至今“姓名不詳”的“第12人”，有7個“候選人”，有人笑稱為“7選1的第12名代表懸疑”。
“實際上，名單中的前11位有好幾個都曾被質疑。”王志明說，北京代表羅章龍，湖北代表許白昊，作為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人代表與會的李震瀛等都曾經引起過專家爭論。
王志明說：“這份名單的出處，是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整理出的一份名單，題為《中共歷次大會代表和黨員數量增加及成分比例表》，這是迄今為止能夠找到的時間最接近中共二大的珍貴史料。”
當時，這份名單還列出一位“二大”代表的名字：毛澤東。但是在著名的《西行漫記》中，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保安的窯洞裡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會談時明確說：“那年（注：1922年），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有能夠出席。”
根據學界最新研究成果，參加“二大”的代表中，中央局的代表如陳獨秀、張國燾、李達，地區的代表如王盡美、蔡和森，青年團的代表施存統，已經是沒有什麼爭議了。在“二大”上，陳獨秀代表中央局報告了一年來黨的工作概況，張國燾報告遠東會議的經過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情況，施存統報告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蔡和森參加了會議文件的起草，這些都有歷史記載，是比較有力的佐証。
至於目前未確定的7位“候選人”，似乎個個都有可能。比如鄧恩銘，他與王盡美都是山東的黨組織成員，一起參加了1922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遠東會議。王盡美之子王杰還曾回憶，父親曾提起當年是與鄧恩銘一起參加大會的。那麼，是否意味著兩人都參加了“二大”？又如當時上海黨組織的負責人陳望道或張太雷，既然中央之前已發出通告請各地黨組織負責人開會，在上海的他們似乎也不存在找不到地方的可能，有什麼理由不參加？還有向警予，張國燾曾寫道：“非正式代表列席會議的有張太雷、向警予等人。”
李達在回憶中也提到“有向警予”，而且黨在大會上專門研究了婦女問題，作為當時婦女運動領袖的向警予，完全有可能參加。
或者，大膽假設一下，是否有可能代表不止12人？
李達曾回憶說到會代表十五六人，張國燾講正式代表隻有9人，共產國際米夫則記錄參加大會的代表共20人。“依當年黨在初創期斗爭的復雜與形勢的嚴峻，完全存在這種可能。”王志明說，這也從側面訴說著，中國共產黨的起步維艱與發展不易。
（2012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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