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芬啊，老伴也要向你致敬
□ 文政成
老伴走了，我的心也像被掏空了。當我一個人翻閱老伴五年來在旭日村工作的日記時，眼前浮現的就是那個忙碌而又鬧心、可憐而又可敬的老伴的身影，不知有多少次不忍心看下去，不知有多少次淚水模糊了雙眼……
一些老朋友、老同事看到第10期《黨的生活》雜志刊登的一組回憶文章后，紛紛給我來電話談感想。有人說：“真沒想到，嫂子這麼了不起！”說句良心話，如果老伴在世，我聽到這話恐怕會一笑了之——可別再抬舉她了，誰有這麼個了不起的老伴，誰跟著鬧心。可是，當我現在聽到這話時，不僅有一股暖流涌上心頭，還會對已經長眠的老伴說：“朋友說得對，你真挺了不起！”
前些日子，《黨的生活》的張清編輯約我寫一篇回憶文章時，我正在旭日村幫老伴了卻她生前的願望——建文化廣場，當時腦袋裡整天渾漿漿的，想寫也寫不下去，就選了十幾篇日記和寫給老伴的詩給了編輯部。這一個多月來，我看完老伴的幾本日記后，那些令人懷念、令人感慨、令人心痛的往事總是縈繞在心頭。我想，還是寫點兒什麼吧，也是對老伴的一個紀念。
老伴回村的路荊棘叢生
2008年元旦剛過兩天，我和老伴去五常拉林辦完事，在返回哈爾濱的途中，她接到沖河鎮馮書記的電話，說旭日村村民又去哈爾濱上訪了，因為她在村民中有威信，說話群眾聽，讓她幫著做做工作。
老伴答應后，我們就掉頭往五常趕。當滿載著旭日村上訪村民的大客車出現在拉林收費站時，我和老伴已等在那裡。因為在這之前馮書記和二十多位村民代表都跟她發出回村工作的邀請，特別是看到那一篇篇紅手印，老伴就不忍心拒絕了。現在又看到村民們激憤的情緒，老伴就上前勸阻：“大伙兒不要到哈爾濱上訪了，有什麼問題，相信市裡會給你們解決的。”這時，從客車上下來的村民把她圍住了，爭著訴說著村裡的事情。
僵持了四十多分鐘后，老伴突然撥開人群走到我面前，堅定地說：“政成，你先回去吧，我和村民回旭日，我不能辜負村民的希望！”
我一聽這話，心裡直翻個兒，馬上拽著她的手說：“淑芬，這麼多年給村裡拿錢拿物，我從沒攔過你，去村裡工作我可不同意。干啥呀，還非得把人也搭上啊？農村的情況太復雜了，你可得三思呀！”
我的話沒管用，老伴義無反顧地跟村民上了大客車。我的心一下子懸了起來——我太了解她的為人、她的性格了。
老伴去旭日村一周了，因為心裡總是惦念她，我就開車去了一趟沖河鎮。為了她今后工作的方便，我特意邀請五常市公安局局長、刑警隊隊長和我同去。后來我對老伴說：“雖然我不同意你去，但既然你去了，我就得支持你。”
到了鎮上，黨委、政府領導都很熱情。中午吃飯時，我說了自己的心裡話——不希望老伴去旭日村工作，也說了自己的一些判斷：“李淑芬到旭日村當志願者，從形式上看是件好事，但就她的為人與性格，可能要影響到個別人的利益，其中有‘三個不利’：一是不利買官的人，二是不利賣官的人，三是不利欺壓百姓、從中卡油的人。”
李淑芬就是這樣的人，眼裡容不得沙子，較起真兒來天不怕、地不怕。
老伴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怎麼提高黨員隊伍的戰斗力。旭日村當時有二十幾名黨員，大部分黨員都已經六七十歲了，青壯年黨員非常少。因為好長時間不開黨員大會，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發揮不出來，個別黨員比普通群眾還落后。
老伴逐個走訪黨員，激勵他們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同時注意培養苗子，一年內發展了三名黨員，有十多名青年骨干寫了入黨申請書。
老伴遇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怎麼增加村裡的公共積累。因為有了錢，才有能力辦實事。農村公共積累的唯一財源就是收繳新征土地費。可是因為以往的宣傳不夠深入，一些村民強烈抵制。為了深入宣傳政策，老伴一次次走訪有抵觸情緒的農戶，也經常被人家攔在門外。但她不灰心，一有機會就給村民講道理。有人說旭日村人不知感恩、素質太差。老伴卻挺想得開，她說：“沒有落后的群眾，隻有想不出辦法的干部。”
老伴到旭日工作的時間長了，農村的各類矛盾、問題也都漸漸呈現出來。中國的農村都差不多——村子不大，親戚套親戚，論起輩分來都能叫點兒啥，可以說，扯一下耳朵腮都跟著動。
按手印請老伴回村挑頭工作的村民中以北屯的居多，有一個村民在她上任后提出要求：把我的土地給要回來。老伴經過調查，認為他的要求不合理，就勸他別爭了。沒想到這個村民立刻翻了臉：“我請你回來，是讓你為我服務的。”老伴也沒客氣：“我回村是為大多數村民服務的，不是為哪一家一戶服務的！”
唉……
老伴的心裡整天都是村民
今年8月，老伴在農閑期間回家休息，一家人去了趟大連。一天，在大連火車站候車，到了飯時，她把自帶的餅干和白開水遞給我，叫我在廣場上充飢。我挺不情願地問她：“就這麼對付啊？”
她笑嘻嘻地說：“你動不動就有酒場，啥好東西沒吃過！喝點兒開水、吃點兒餅干，不是挺好嗎？”
吃著餅干、喝著白開水，我心裡真是有點兒不平衡——你平時對村民那麼大方，可對自己家人太“會過”了。我就想，旭日村這幾年沒有招待飯，上面來人檢查完工作就走，是不是與這個“摳”老太太有直接關系呀？
一天，老伴在回村之前和我商量：“把咱爸留下的輪椅給村裡的一個殘疾人吧！”我問她：“不是已經給小蘭用了嗎？”小蘭是老伴的妹妹。老伴說：“我看小蘭堅持鍛煉呢，現在用不上。”第二天，她把輪椅帶到村裡了。
這幾年，我家大人孩子包括親戚朋友已經不穿的衣服、鞋帽，她都收集起來，洗干淨后分類打包。每次回村，她就用雙肩包背走。看到誰家生活艱難，大人、孩子的衣服太破舊，她就對號送。一次，我開玩笑說：“把這些舊東西送人，人家不罵你呀？”她嘆口氣說：“農村這些年是好過多了，但我們村的個別人家還是挺困難的，幾個人蓋一床被子的也有啊。”
為了讓村民在農閑時出來打工掙錢，老伴聯系了哈爾濱市冰城牧業公司，一下子去了四十多人。聽說企業管理得很嚴，她就對企業老板說：“我們的村民大多沒進過城，有啥情況照顧點兒，別讓他們受委屈。”因為是朋友辦的企業，她就經常在電話裡過問打工村民的情況。這些出來打工的村民從沒受過氣，也能及時領到工資，有人至今還在這家企業打工。
有一次老伴回家過節，對我說：“給我拿幾瓶酒，我去看看老叢他們。”我開玩笑說：“光拿酒，不帶點兒菜去啊？”后來我才知道，有幾個旭日村村民在哈爾濱的一個建筑工地上打工，因為節假日不能回家，晚上也沒啥事兒，老伴就給他們送點兒酒，讓打工的村民別想家。
村裡收修路費，南屯的一個農戶少交了費用，老伴去做工作，這家的媳婦把她一頓罵。我聽老伴說起這事后，有些氣憤地說：“這不是費力不討好嗎？這種人你以后少搭理！”
天下的事情就是這麼巧——我倆正說著呢，老伴接到一個電話。對方開口就說：“李書記啊，我明天上哈爾濱去，你接我一趟唄，幫我到省法院打個官司。”老伴說：“行，行，明天你來了電話聯系。”
放下電話，老伴說：“她就是那個不交費還罵人的婦女。”我問她：“你明天還真去接她呀？”老伴說：“農村人到城裡就轉向，要是不接她，走丟了咋整。”我忿忿地說：“她罵你，你忘了？”老伴一笑：“算了，別跟她一般見識。”我搖搖頭：“你真是吃一百個豆不嫌腥呀！”
第二天，老伴到車站接那個婦女，又領她到省法院辦事，中午還請她和她的父母吃飯，最后把他們送上返程車。小媳婦上車時說：“李書記，等你回村，我給你包餃子。”
我不知道，老伴是否吃上了那頓餃子。
村裡有一個叫畢可心的青年婦女，自己領著孩子單過，生活非常困難。因為土地轉包問題形成官司，被法院執行了。老伴知道畢可心的情況后，在當年村裡沒有錢的情況下，自己每年墊付2000元給畢可心。畢可心的母親看病需要錢，老伴又借給她2000元。后來去沈陽打工的畢可心幾次給老伴發短信，其中一條短信說：“李書記，你是個好人，救了我，救了我全家，表示感謝！”
為了解決地權問題，在一次踏查時老伴被人把耳朵打壞了，住進五常市人民醫院。村民聽說后，紛紛帶著補品去看她。老伴叮囑我，這些禮品一件也別動，把誰送的哪件禮品都記下來。她說：“這個時候村民能來看我，心意我領了，可不能讓他們破費呀。”
第二天，村裡來車，她讓人把這些東西全部送回村裡的小賣部，按名單把錢退給村民。我覺得她這麼做有點兒太不近人情了，她卻說：“村民掙點兒錢多不容易呀……”
今年6月，老伴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女村官參政議政座談會。回來以后對我說：“江南的省份從村經濟發展、村委會管理到村民的民主意識，都比我們村強多了。把村裡的財務情況公開上牆，這個辦法真好，可以讓村民心裡有數，對干部也有好處。”於是，她就張羅制定村規民約，叫我幫著找資料。8月30日，我陪省萬達公司的同志去旭日村過黨的生活時，看見她在家時忙了好幾天的“杰作”已經上牆。
老伴的幸福是為村民造福
這些年，老伴每次去旭日，我最擔心的是安全問題。一是擔心乘車途中出現什麼意外。她從哈爾濱出發，到旭日村要倒三次車，特別是冬天客車跑村路，就更讓人放心不下了。二是在村裡工作時，經常有人騎摩托車帶她，我怕不小心摔了她。三是她的心臟不好，我擔心她在工作中著急犯病。
我和老伴每天定時聯系，一般情況下，是晚上睡覺之前和早晨六七點鐘。晚上通話時，我一般問問當天的工作情況，有了進展鼓勵幾句，受了委屈安慰幾句，遇到麻煩就找人幫忙。早上通話，我主要問她吃了藥沒有，因為她早晨心率太慢，經常頭暈。有幾次她累犯了病，村裡用車把她送到五常，我和兒子、兒媳開車去五常把她接回來住院治療。這五年間，老伴在省武警消防總隊醫院住過三次院。有一次，老伴的身體狀況非常不好，給她主治的鄒教授訓她：“都這樣了還不好好在家歇著，你這不是玩命嗎？”
因為老伴在村裡沒有一天不是起早貪黑，所以，隻要她回家休息，都是我做早飯，讓她睡足了再起床。她每次回來，人在家中，心在旭日，一天到晚有接不完的電話。我每年給她交5000元左右的電話費。她和村干部通起話來就像開電話會議。有時候，我聽得不耐煩了就提醒她：“李書記，你的電話不是免費的……”
咱東北都興“上車餃子下車面”，所以，她每次去旭日村前，我都去超市買回她喜歡吃的餃子，早上煮好后再把她叫醒。她吃飯時，我再把沖泡的五味子水裝好瓶，因為她的睡眠不好。吃過飯，我給她背包，送到27線公交站點。一路上，她說著家裡近日的安排，給我布置點兒工作。每次她上車前，我都要叮囑一句：“注意安全，遇事別著急！”她去村裡的這一天，我要打五六次電話問她到哪兒了，直到下午三四點鐘她到了旭日村，我才放下心來。
今年夏天的一天晚上六點多，我給老伴打手機，她說正忙著呢，別多說了。我問她忙啥呢，她說正教村民扭秧歌呢。聽到手機那邊傳來的秧歌曲，聽到她開心的笑聲，我很感慨——這就是老伴追求的幸福。
對於老伴到旭日村工作，我有一個從不支持到支持的轉變。這些年，為了支持她的工作，我開車去五常至少有30趟以上——送她去沖河鎮開會，幫她籌備村裡的運動會，鄉鎮干部的孩子結婚前去捧場，為村裡修路找省公路局及有關方面的領導請求支援，為村裡修文化廣場的事兒領她拜訪省文化廳的領導……我之所以這麼做，就是為了減少她的工作壓力和后顧之憂，讓她盡早完成帶領村民走向富裕的心願，把村裡的工作引向正軌，也好開始我們老兩口晚年的幸福生活……
這些年，隻要有空，我就領老伴外出旅游。2010年10月27日那天，正是她60歲生日。在泰山山頂，她舉起雙手大聲呼喊：“李淑芬，你登上泰山了！六十歲生日快樂！”那次，她玩得很開心，照了好多照片。
出去旅游本是為了放鬆心情，可她心中總是挂念著旭日村。在海南過年，沒幾天就鬧著回來﹔去大連剛兩天，她就說放不下村裡的工作，想早點兒把文化廣場建好，讓村民也能像城裡人一樣，在勞動之余健健身、跳跳舞。回到哈爾濱，她就叫我陪她去軍工電子大市場，買扭秧歌用的音樂CD、錄放機……
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感慨地說：“家是港灣，真好、真溫馨，要是村民們都能有這樣的條件就好了……”我插話說：“農民生活改善的問題是胡錦濤、溫家寶考慮的事情，你是不是管得寬點兒了？”她眼睛一瞪，說：“我就是旭日村的胡錦濤、溫家寶，怎麼啦？”說著說著，她把冰涼的雙腳伸進我的被窩，“給我暖暖，別拿村書記不當領導！”我苦笑著說：“哎呀，你就自我膨脹吧。”
人的追求千差萬別，對幸福的理解也不盡相同。當老伴全身心地投入到旭日村以后，她對那裡的山、那裡的水、那裡的人，有了比當年下鄉插隊時更深厚的感情。有一個雨天，她在村委會辦公室——也是她這兩年的宿舍給我來電話：“窗外那霧霧蒙蒙的遠山，就像一幅圖畫。飛動的雲彩，有時萬馬奔騰，有時雲開日出，有時霞光萬道，真是別有一番意境。你來陪我住幾天吧，這裡的空氣好。最近，我的血壓不高，心跳也正常了。隻要工作有了進展，我就什麼煩心事都沒有了。”
放下電話我就想，什麼是幸福？對老伴來說，完全融入自己所熱愛的那片土地，被村民需要，為村民造福，就是她最大的幸福。
她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老伴走上了比旭日還遠的路
老伴在旭日村工作的最后幾個月，心情特別舒暢。她說“現在的工作很順心”。
春暖花開之后，每次她從村裡回來，我倆吃過中午飯都要到兒子家去侍弄一塊小菜園。見她從整地、施肥到育苗樣樣精通，我挺驚奇，也挺佩服。她很得意地說，都是在鄉下時農民教的。
一次，孫女放學回來，一個來月沒見面的祖孫倆立刻抱在一起，無比親熱。老伴說：“又長個兒了，來，咱倆比比誰的個兒高。”她最願意吃兒媳婦做的飯菜，那天吃得很香，也吃得很多。飯后，她撫摸著孫女的頭左叮囑、右叮囑“好好學習”。那種幸福感、滿足感，現在回憶起來令人心痛……
8 月初，她最后一次離家回旭日村之前，囑咐我少喝酒，要是不願自己做飯，晚上就到兒子家去吃﹔一早一晚天氣涼了，注意加衣服，要學會管理自己。因為要去五常參加一個朋友孩子的婚禮，我倆一路同行。在婚禮宴會上，我的老戰友、老同學都很關心她，說：“快點兒回來吧，多陪陪老伴。”她笑著說：“快了，等我把一些工作收收尾，選出新班子就回來。我倆旅游去。”
9月12日，我和老伴到山河屯林業局參加一個婚禮。在婚宴上，老伴和旭日林場的趙場長聊了很多關於加強農林合作的話題。飯后，我開車去旭日村幫她收拾東西，准備當天和我一起返回哈爾濱。途中，一個電話讓她留了下來。沒想到，這竟成了我和老伴的永別——9月12日她還有說有笑呢！9月13日下午，我聽到噩耗趕往旭日村，在正在修建的文化廣場的地上，看到了一片血泊——身中11刀的老伴已經走上了一條比旭日村還遠的路。沒留一句遺囑，隻留下未了的心願和讓親人不盡的思念……
我是個唯物主義者，但我此刻真的希望有天堂存在。我想對天堂中的老伴說句心裡話：“38年的夫妻情已經變成無法割舍的親情，你的音容笑貌將伴隨我的后半生。《黨的生活》稱贊你是共產黨人的驕傲，我要告訴你，淑芬啊，你更是我的驕傲，老伴也要向你致敬！”
（黑龍江《黨的生活》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