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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利益无小事

黄亚楠

2015年12月21日10:4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在宋屋村调查了解旱情时和当地老农们一起劳动,车水润田;邓小平带领工作人员一同帮助红军战士刘泮琳的妻子翻地,拔草莳田;贺子珍经常到中央政府附近村庄替红军家属照顾家中老母,挑水砍柴……他们始终将自己融入到群众中,把广大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在革命圣地江西瑞金沙洲坝,有一口历经岁月沧桑的石井,它凝聚着党、红军和苏区人民深厚的鱼水情谊,承载着一段刻骨铭心的红色历史记忆,它的名字叫作“红井”。

1933年4月,毛泽东随临时中央政府从江西瑞金叶坪村转移至沙洲坝。沙洲坝一带常年干旱,缺水严重,加之村民迷信,怕挖井招来鬼神之祸,便到几公里外的小河里挑水,或喝村前又臭又脏的塘水。

毛泽东住到这里后发现,当地村民饮水非常困难,许多村民因食用脏水而生病,他便带领几位同志沿河而上寻找水源。然而,沙洲坝前接丘陵、后依高山,坝上沙石遍地,河水干涸。毛泽东一行人虽在后山找到一股山泉可暂缓村民饮水之急,但因地远量小,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于是,毛泽东召集全村人开大会,和村民们一起商量挖井事宜。会上,大多村民表示:“沙洲坝地下有旱龙,挖水井会遭报应的。”毛泽东听后笑着对大家说:“挖水井是为了大伙有干净的水喝,谣言不可信,这井我来挖,若有鬼神来,找我毛泽东。”村民们听后笑了起来,在毛泽东的耐心讲解下最终同意了挖水井。

为尽快挖好井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毛泽东发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们一起挖。村民们看见毛泽东亲自动手,也纷纷带着工具前来帮忙。大家挖的挖、铲的铲、挑的挑、抬的抬,几天工夫,一口5米深的水井挖好了。之后,中央各机关纷纷帮助其他村民开挖水井,在沙洲坝掀起了一股为百姓挖水井的热潮,切实解决了当地村民饮水难的问题。

喝着甘甜的井水,沙洲坝的人民无不怀念和感激毛主席、共产党和红军,人们亲切地给这口井取名为“红井”。20世纪50年代,人们在这口井旁边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口“红井”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与群众血肉相连的见证。

在中央苏区,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最高价值取向,从1929年初创建至1935年3月丧失,中央苏区红军在国民党多次围剿、残酷封锁面前,克服地处偏僻、条件艰苦等不利条件,始终一心装着群众,坚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为民谋福利,先要切实为群众解决在生产生活上遇到的实际困难。经过广泛的社会调查,毛泽东认识到农民运动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尤其是广大贫农最渴望获得土地。于是,党和苏维埃政府从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入手,积极领导当地农民大规模地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解决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摆脱地主的残酷剥削。当时瑞金农民口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天盼,夜夜盼,盼着红军和共产党来,就是希望能分到属于自己的田地!”

获得土地还只是第一步,由于生产工具不足,许多农户生产仍存在很大困难。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积极帮助苏区农民修理劳动工具,整河堤、修道路,组建耕田队、合作社。例如,在长冈乡的四个村各有一个模范耕田队,大约70人左右。每个小队分管附近几家或几十家的农业生产,为群众锄禾耕田。此外,党和红军还自己组织生产队,开荒种田,自力更生,以满足中央临时政府和红军战士的物资供应,减轻苏区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

党和政府真心为民,赢得了人民的充分信任和积极拥护。1933年秋,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许多苏区群众自愿加入红军队伍,演绎出了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等无数感人事迹。当时的《红色中华》就刊登出一幅“八子相争当红军”的图画,反映了瑞金沙洲坝下肖区七堡乡贫农杨荣显的八个儿子争当红军的故事。

考虑到苏区很多青壮年都参军了,许多家庭只剩下老幼妇女,生产生活遇到不少困难。苏维埃政府要求军队和政府干部每周要抽出一两天时间帮助红军家属劳动,时称“礼拜六”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积极参加这一活动。周恩来只要从前线回来,不管工作多忙也都要抽时间参加。他说:“群众支援我们,我们要帮助群众,这是革命的需要,也是人情道义的需要。”除了固定的“礼拜六”活动,苏区领导干部也时刻关注群众需要,自觉随时随地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毛泽东在宋屋村调查了解旱情时和当地老农一起劳动,车水润田;邓小平带领工作人员一同帮助红军战士刘泮琳的妻子翻地,拔草莳田;贺子珍经常到中央政府附近村庄替红军家属照顾家中老母,挑水砍柴……他们始终将自己融入到群众中,把广大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用自身实际行动支援群众,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的何长工回忆,因“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加之国民党利用“铲共团”离间群众与红军的关系,尤其是在站圹、罗田等地,军民关系十分紧张。有一回,红军二十二师在罗田战斗中刚过了一座桥,当地村民就把桥毁坏了。毛泽东知晓后特别指示强调,保持良好的军民关系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他还比喻道:游击战是农民群众的战争。农村是海洋,红军就像是海里的鱼,广大农村是红军休养生息的场所。要爱护民力,因为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革命胜利之本。

群众利益无小事。党和苏维埃政府始终积极帮助生活上遇到困难的群众,有力支持其在生产上的发展,使得当地人民在经济上真正获益,在生活上真正改善。更重要的是,党和政府在政治上为最广大的人民争取权利和地位,这集中体现为民主建政。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会上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种由全社会绝大多数人拥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只对极少数人实行专政的工农民主专政,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有着根本不同,它把维护中国最广大群众之根本利益作为执政目标,让广大工人农民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解放出来,翻身成为自己和国家的主人,这是历史上破天荒之举。

为了选举出人民真正拥护的政府,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并颁布了选举细则,规定了选举的相关程序。例如,在县一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中,1932年规定城市居民每四百人选出正式代表一人,工人、雇农、苦力共占一半;乡村居民每1200人选出正式代表一人,工人、苦力、雇农共占四分之一,士兵占十分之三。由代表成分所占比例可看出,在选举中工农阶级占了代表人数的绝大多数,高度体现了工农专政的政权性质。

从1932年初到1933年底,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共举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民主选举运动。其中,第一、第二次民主选举于1932年春至1933年春之间顺利进行。在此两次的经验基础上,从1933年夏初开始进行了第三次民主选举运动。这一次选举规模最大,为做好此次选举,苏区政府做了充分的酝酿、准备。

1933年8月初,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22道训令《关于此次选举运动的指示》,提出要自下而上进行层层选举,彻底完成乡、区、县、省四个级别政府的整体改选。由此开展了大规模的选举动员。随后重新颁布了完善后的《苏维埃暂行选举法》,与之前《选举细则》等条例相比,更加便于选民参选。为了指导选举工作的顺利完成,中央内务部还专门开办了两期培训班,培训一批选举工作人员。中央选举运动委员会还专门编辑出版了《选举运动周报》,随时反映、介绍选举工作。

由此,民主选举运动得以大规模推开,各地也涌现了不少好的选举做法。如才溪乡的选民在候选人的评判选择上做得十分到位,他们在候选人的姓名下写上不同程度的评判语,例如好或不好、同意或消极等;再如,长冈乡在选举上融入了民主理念,先将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向选民一一说明,继而让选民再进行综合评价,选民充分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利。

在党和政府的有力指导下,第三次民主选举运动的民众参与度前所未有。时任中央内务部代部长的梁柏台在《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一文中高度评价:这次选举与前两次相比进步明显,做到了听取最广大选民的意见。中央苏区的选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一心为民是苏区精神的宗旨要求,突出体现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这一宗旨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党的最高价值取向。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始终把群众装在心里头,赢得了群众的一致拥护,使得土地革命蓬勃发展,苏维埃运动如火如荼。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与关键期。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们更要坚守这一宗旨,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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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金雪、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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