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想身后留什麼

“身后留什麼？”是每一名共產黨員必須用一生回答的黨性課題。

1951年，時任新疆軍區后勤部部長的甘祖昌因公負傷，留下嚴重腦震蕩后遺症。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后，他總覺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就跟妻子龔全珍說：“比起那些為革命犧牲的老戰友，我的貢獻太少了，組織上給我的榮譽和地位太高了！”此后，他多次向組織遞交報告，請求組織批准他回農村參加建設。1957年，組織上批准了他的請求。隨后，甘祖昌帶著全家在江西省蓮花縣沿背村扎下了根。

回到農村的幾年間，甘祖昌全家一直過著節儉的生活。他立下家規，不吃超過一元錢一斤的食物，不穿超過一元錢一尺布的衣服，吃飯時，碗裡絕不允許剩一粒米飯。甘祖昌始終保持著克勤克儉的生活習慣，卻將自己三分之二的工資拿出來修水利、建學校、扶貧濟困。村裡沒有水，他就帶領鄉親們肩挑背扛，硬是修成了25公裡長的灌溉水渠，讓“望天田”變成了旱澇保收的豐產田﹔村裡路不通，他就組織村民架起了10多座簡易實用的橋梁﹔村裡沒有電，他又帶領鄉親們建起了水電站……

甘祖昌給群眾留下了腳下平坦的路、田裡豐沛的水，卻從來沒有想過給兒女留下一條“康庄大道”。

“只能給后代留下革命傳家寶，不能留下安樂窩”，這是甘祖昌常挂在嘴邊的話，也是他一生踐行的准則。甘祖昌的三女兒甘公榮品學兼優，獲得高中推薦升學名額，他婉拒班主任：“既然大家都爭著上高中，就把我家公榮的名額讓給他們吧。”面對女兒的不解和委屈，他拿出犧牲戰友的舊布鞋，講了戰友“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遺言。這“一讓一講”，讓的是待遇，講的是風格，立起的是克己奉公的高尚人格，傳承的是清廉自守的清正家風。

他的妻子龔全珍同樣如此。這位放棄城市生活隨夫返鄉的大學畢業生，把心血都傾注在鄉親們身上，離休后依然奔波在助學助困的路上，臨終前把最后一個月工資都作為特殊黨費上交。女兒甘公榮繼承了這份“傳家寶”，她生活儉朴，卻將省吃儉用攢下的錢投入到助學助困的事業中。她常說：“父親說了，錢財要用在刀刃上。”如今，甘公榮的子女兒媳也主動加入到志願者隊伍中，活躍在社區服務、扶貧濟困的第一線。

一名共產黨員身后應該留什麼？無數黨員干部用奮斗實踐給出了答案，谷文昌以木麻黃治沙把荒島變成綠洲、焦裕祿帶病為治理蘭考“三害”奔波，他們給后人留下的是戰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和造福一方的突出業績﹔楊善洲把價值數億元的林場無償交給國家，去世時卻家徒四壁，孔繁森殉職時身上僅剩8元6角錢，他們給家庭留下的是以身作則、澤被后世的清廉操守和清白家風。沉甸甸的群眾口碑、造福一方的惠民實績、堪為表率的高尚人格、代代相傳的清白家風，這些都是黨員干部身后應當留下的寶貴財富。

反觀現實中有的黨員干部，在權力與物欲的旋渦中迷失了方向，被貪念蒙蔽了雙眼，將黨性原則拋諸腦后，有的為了所謂的“政績”大搞面子工程、虛假工程，給后續發展留下爛攤子，勞民傷財，壞了口碑﹔有的當“甩手掌櫃”、做“太平官”，在其位不謀其政，遇到矛盾繞著走、碰到問題躲著走，讓政策空轉、機遇錯失，冷了群眾的心﹔還有的在“為子孫鋪路”的妄念中迷失，置黨紀國法於不顧，瘋狂斂財，腐化墮落，結果身敗名裂，不僅葬送了自己，使家庭支離破碎，更損害了黨的事業，敗壞了黨員干部形象，留下了無盡悔恨。這些沉痛教訓，值得深思和記取。

對黨員干部而言，常想身后留什麼，既是對初心使命的叩問，更是對黨性修養的砥礪。這就要求黨員干部，一方面要保持政治本色，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政績觀、事業觀，把讓人民群眾滿意作為工作追求，把“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為工作准則，心系百姓想事、篤實黨性干事，確保干出的政績任何時候都經得起人民的評價、歷史的檢驗。另一方面，要身體力行樹立新時代共產黨人的好家風，不僅要在日常點滴中涵養高尚品德，樹立榜樣標杆，更要通過言傳身教，向親屬子女闡明“清廉是福、貪欲是禍”的道理，教育家人不慕虛榮、不搞特殊，潔身自好、堂堂正正，守住精神高地，傳承清正家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