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維護”的理論、歷史和現實依據

劉靖北

2019年07月24日16:23

﹝摘要﹞“ 兩個維護”具有充分的理論、歷史與現實依據，是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發展的必然要求。從理論依據看，“兩個維護”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的一條基本原則。從歷史依據看，“兩個維護”是我們黨98 年來的寶貴歷史經驗和重大政治成果。從現實依據看，我們黨統攬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需要強大的國家治理體系和具有強大凝聚力、號召力和動員力的強有力領導人。“兩個維護”是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也是最根本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當前，在“兩個維護”的認識和落實上，還存在著溫差、落差、偏差。必須澄清在這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的錯誤認識，不斷增強做到“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行動自覺。

﹝關鍵詞﹞ 黨的政治建設 “兩個維護” 理論依據歷史依據現實依據

﹝中圖分類號﹞ D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192X(2019)07-0029-06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19.07.005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明確指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最重要的是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最關鍵的是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 [1] 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是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也是最根本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具有充分的理論、歷史與現實依據。

一、“兩個維護”的理論根據

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因素。但是，在肯定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作用的同時，唯物史觀並不否定領袖人物的巨大歷史作用，認為領袖人物是人民群眾的杰出代表，在推動社會變革、歷史發展和文明進步中具有關鍵性和引領性作用。馬克思在《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指出：“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 [2]1872 年，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總結了巴黎公社失敗的經驗教訓，科學闡述了權威存在的必然性，特別是對於無產階級政黨的重大意義，強調“沒有權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動。……沒有這種統一的和指導性的意志，要進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 [3] 列寧指出：“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 [4] 他強調：“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 [5] 他特別強調黨的杰出領袖對黨的意志統一的決定性作用，明確提出：“造就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但是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就隻能是一句空話。” [6] 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毛澤東反復強調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維護中央權威的重要性。1943 年10 月，毛澤東指出，“實行一元化的領導很重要，要建立領導核心，反對‘一國三公’”， [7] 強調黨要統一根據地黨政軍民工作，避免政出多門，防止扯皮現象，集中力量打擊敵人，並認為領導核心隻能有一個。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89 年政治風波之后，鄧小平反復強調“中央要有權威”，要注意維護黨中央領導集體和這個集體的核心。他在同中央領導同志談話時強調：“屬於政策、方針的重大問題，國務院也好，全國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黨員負責干部提到黨中央常委會討論，討論決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貫徹執行。” [8] 他同意陳雲的說法，認為各路諸侯太多，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各自為政，並對這種各自為政的分散主義進行嚴厲批評，提出黨中央的權威必須加強。“中央的話不聽，國務院的話不聽，這不行。特別是有困難的時候，沒有黨中央、國務院這個權威，不可能解決問題。有了這個權威，困難時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權威，該集中的要集中，否則至少要耽誤時間。” [9] 他強調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 [10]“最關緊要的是有一個團結的領導核心。這樣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會主義中國將是不可戰勝的。” [11] 這些論述，也被稱之為鄧小平的政治交代。筆者認為，這個政治交代不僅是對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說的，也是對未來中央領導集體說的。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兩個維護”從來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重要標志，為“兩個維護”提供了充分的理論根據。

二、“兩個維護”的歷史依據

馬克思、恩格斯在創建無產階級政黨和開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過程中，同巴枯寧等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反對權威的錯誤思想進行了堅決斗爭，突出地強調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問題。正是因為有了像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權威，才保証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開創和健康發展。列寧在創建布爾什維克黨的過程中，首先就是同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不要黨的權威的經濟主義進行堅決斗爭。正是因為有了像列寧這樣的權威，布爾什維克黨才保持了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最終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充分証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核心是一個黨成熟的重要標志，是黨擁有強大凝聚力和戰斗力的根本保証。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二大黨章明確規定：“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這是我們黨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最早的表述。然而，在1935 年遵義會議前，我們黨還沒有形成成熟的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 [12] 這是黨的事業屢遭挫折甚至面臨失敗危險的重要原因。直到遵義會議，毛澤東才以其深厚的理論修養、卓越的領導才能、豐富的領導經驗、長遠的戰略眼光，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發揮了關鍵作用，成為我們黨當之無愧的事實上的領導核心。但是，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確立毛澤東的核心地位，還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考驗。比如，1935 年6 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后，張國燾在“北上”還是“南下”問題上與黨中央產生分歧。張國燾自恃軍事力量強大，並以此要挾中央，挑戰毛澤東的核心地位，妄圖取得黨和紅軍的領導權，最終走到“另立中央”、分裂黨和紅軍的地步，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1937 年11 月，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從蘇聯回國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以個人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不尊重、不服從中央領導。在當年12 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傳達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批評了洛川會議確定的關於抗戰的戰略方針，事先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張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共16人的名單。王明到達武漢任長江局書記后，把長江局凌駕於中央書記處之上，與中共中央公開分庭抗禮，在未經中共中央同意的情況下發表與中共中央相左的意見，還在中共中央已發布《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之后，又提出另外六大綱領。對此，前共產國際代表李德看得一清二楚，他回憶說：“我們把華中局（即長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 [13] 王明這種與中共中央分庭抗禮的做法，在黨內導致了嚴重分裂，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在同張國燾、王明錯誤的斗爭中，全黨進一步認識到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維護毛澤東領導核心地位的極端重要性。1938 年9 月至11 月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批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確路線，肯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思想，推動了抗日救亡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1943 年3 月20 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規定，中央政治局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擔負著領導全黨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一致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從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經過延安整風，到黨的七大時，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無論從思想上、政治上還是從組織上都完全確立和鞏固下來。劉少奇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指出：“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志。” “我們黨不只是有了自己的偉大的領袖，而且有了大批久經鍛煉的、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並圍繞在毛澤東同志周圍的中堅干部。” [14]正是因為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和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我們才順利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正如鄧小平后來所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長的歷史中，不管我們黨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不管其成員有這樣那樣的變化，始終保持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 [15]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正是因為有鄧小平為領導核心，我們黨才順利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 [16]

黨的歷史經驗充分說明，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維護黨的領袖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是我們黨自成立以來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寶貴經驗，必須把這一成果和經驗運用好、發展好。

三、“兩個維護”的現實依據

在世界發展歷史上，一個國家的崛起和現代化轉型都必須擁有強大的國家治理體系和強有力的領導人，無論早期的歐洲，還是后來的美國，直至一些亞洲國家后來居上，都是如此。比如，正是得益於羅斯福總統四屆任期和政府強有力的領導，美國才得以從1929 年至1933 年的經濟大蕭條中走出來，並在戰勝法西斯，構建戰后世界秩序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再如，正是得益於以李光耀為核心的新加坡政府數十年的強有力領導，才使新加坡由一個貧窮落后的小國變成一個充滿活力的現代化國家，並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今中國，正處於和平崛起、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從國際形勢看，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日益加劇，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方興未艾，中華民族正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們必須牢牢把握住這個大變局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的重大機遇。從國內形勢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改革發展正處在攻堅克難、闖關奪隘的重要階段，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定會面臨這樣那樣的風險挑戰，甚至會遇到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從黨內狀況看，我們黨面臨的“四大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黨面臨的“四大危險”是尖銳的、嚴峻的，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一些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忽視政治、淡化政治、不講政治的問題還比較突出，有的甚至存在偏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的嚴重問題。面對國際國內的嚴峻挑戰和重大機遇，我們黨要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必須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尤其需要建立和維護一個穩定的具有強大凝聚力、號召力和動員力的領導核心，否則就無法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考驗，就無法實現黨所肩負的偉大歷史使命。

偉大時代必然需要並必然產生屬於這個偉大時代的偉大人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面對十分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挑戰，應時代之變、立時代潮流，高瞻遠矚、舉旗定向、謀篇布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體系和戰略體系，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接續推進偉大社會革命，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成為全黨擁護、人民愛戴、當之無愧的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軍隊統帥、人民領袖，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革命性鍛造中形成的普遍共識和共同意志，是全黨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成為全黨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首先是因為他選擇了全黨、選擇了人民、選擇了歷史。這裡僅舉幾個例子作簡要說明。2019 年3 月22 日，意大利眾議院議長菲科向進行國事訪問的習近平主席發問：“您當選中國國家主席的時候，是怎樣一種心情？”習近平主席的回答感人肺腑：“這麼大一個國家，責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艱巨。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我願意做到一個‘無我’的狀態，為中國的發展奉獻自己。” [17]實際上這樣的話，黨的十八大以來他已經說過多次。比如，2015 年1 月，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語擲地有聲：“人民把權力交給我們，我們就必須以身許黨許國、報黨報國，該做的事就要做，該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敗分子，就要得罪十三億人民。” [18] 2016 年底，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更是一字千鈞地講道：“黨和人民需要我們獻身的時候，我們都要毫不猶豫挺身而出，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我們都做不到，讓誰去做？” [19] 習近平總書記以身許黨許國、報黨報國的崇高志向和偉大情懷，早在他青年時期就已經確立了。習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間的身邊工作人員張銀耀回憶說：“我們有過很多交流，至今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近平同志多次跟我說過的一句話：‘我早已是以身許國了。’這是我們在一塊的時候，他對我說的掏心窩子的話。那個時候，他年輕，我也年輕，我覺得我聽到的是一個熱血青年帶有強烈理想主義的話語。現在，30 多年過去了，我們都已經是60 多歲的人了，我越來越深刻體會到了這句話的含義和分量。” [20] 可見，習近平總書記早已把自己的一切和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我們的歷史融為一體了。我們黨有習近平同志作為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軍隊統帥、人民領袖，是黨和國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習近平總書記是在濃郁革命氛圍中成長起來的領袖，是在苦難歷史和曲折經歷中成長起來的領袖，是在長期革命實踐斗爭中成長起來的領袖，是在人民群眾中成長起來的領袖，是在新的偉大斗爭中成長起來的領袖，也是在重大國際斗爭中成長起來的領袖，是具有馬克思主義政治家非凡理論勇氣、偉大政治智慧、高超領導能力、強大人格魅力的領袖。有這樣一位領袖領航掌舵，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就有了可靠保証，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就有了可靠的保証，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動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就有了可靠保証。

四、關於提高對“兩個維護”認識的幾個問題

當前，在落實“兩個維護”上的認識，還存在溫差、落差、偏差。一是口號喊得震天響，行動起來輕飄飄，表態多、調門高，行動少、落實差，不用心、不務實、不盡力，虛於應付，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更有的是陽奉陰違，說一套做一套，嘴上說堅決做到“兩個維護”，行動上背離“兩個維護”，秦嶺違建別墅案就是在“兩個維護”這個嚴肅政治原則上陽奉陰違、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一個典型案例。二是在“兩個維護”問題上還存在一些錯誤認識，如認為“兩個維護”弱化了黨內民主，“兩個維護”壓制了地方的積極性，等等。這些認識在思想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我們要切實提高對“兩個維護”科學內涵的正確認識，全面增強做到“兩個維護”的自覺性。

1. 要深刻認識“兩個維護”與發展民主是統一的

第一，“兩個維護”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體現。我們講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我們講的集中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這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這“四個服從”的核心是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是黨內最高領導職務，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並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進行集中，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集中全黨的智慧，體現全黨共同意志，是我們黨的一大創舉。可見，“兩個維護”不僅與發展黨內民主不矛盾，相反，這恰恰是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集中體現和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要嚴格執行和貫徹民主集中制，對於違反民主集中制的行為，都要堅決反對。第二，黨和國家已經實現了民主的正常化、制度化。各級黨的代表大會、黨委制度，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制度健全完善，會議按時正常召開，“文化大革命”中那種黨和國家民主制度遭到破壞，造成黨的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不能正常召開的現象已不復存在。每年兩會期間已經成為中國的“民主季”。第三，我們黨在民主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有較大進展。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民主選舉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形式，協商民主也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形式，兩種形式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不斷推進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和選舉制度改革，有效避免了選人用人上唯票、唯分、唯年齡、唯GDP 的情況，有效遏制了拉票賄選現象，黨內民主生活會、民主評議黨員等黨內民主也得到了有效推進，這些都使選舉民主的質量更高。同時，印發多個文件，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社會組織協商、基層協商、黨內協商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第四，決策的民主化制度化更加健全。比如，一個重要文件、一項制度的出台，都要經過嚴格的民主程序，廣泛聽取意見，涉及群眾利益的一些制度規定還要公開聽取群眾的意見，涉及法律的問題還要聽取人大常委會的意見。總之，要深刻認識“兩個維護”同堅持民主集中制是一致的，同以人民為中心是統一的，堅決防止隨意解讀、斷章取義甚至生搬硬套，堅定不移地向黨中央對標看齊、向習近平總書記對標看齊。

2. 要深刻認識“兩個維護”與發揮地方和基層創造性是統一的

一方面，必須堅決貫徹黨中央精神和決策部署。各級各部門的任何工作都必須以堅決貫徹黨中央精神和決策部署為前提，堅決防止有令不行或緩行、有禁不止或緩止，堅決防止和反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確保全黨始終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必須鼓勵和允許不同地方進行差別化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任務越重，越要重視基層探索實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鼓勵基層改革創新、大膽探索作為抓改革落地的重要方法，堅持問題導向，著力解決好改革方案同實際相結合的問題、利益調整中的阻力問題、推動改革落實的責任擔當問題，把改革落准落細落實，使改革更加精准地對接發展所需、基層所盼、民心所向，更好造福群眾。” [21] 要堅決反對將中央文件一路照抄、層層照轉，看起來好像不走樣、不變形，實際上卻將中央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簡單化、形式化、機械化的現象，要結合本地本部門工作實際，創造性地將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和中央精神落實到位。

3. 要堅決防止“低級紅”、“高級黑”現象

黨中央強調，要堅決防止和糾正一切偏離“兩個維護”的錯誤言行，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級紅”、“高級黑”。 [22] 那些未經黨中央批准隨意提出不嚴謹的政治口號、政治術語，無限拔高、牽強附會地宣傳造勢、頌揚領導人的做法，必須予以堅決制止並進行嚴肅批評。“兩個維護”同維護黨的領導人的威信是一致的。黨章明確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要保証黨的領導人的活動處於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同時維護一切代表黨和人民利益的領導人的威信。”習近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帶頭嚴格遵守“八項規定”，以上率下，以身示范，國內調研活動輕車簡從，不搞迎送儀式，不鋪紅地毯，不擺鮮花，不准發致敬電，等等，為全黨作出表率，彰顯出強大人格力量。

總之，“兩個維護”具有充分的理論依據、歷史依據和現實依據，做到“兩個維護”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黨性的體現。在“兩個維護”這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全黨同志一定要頭腦非常清醒、態度非常鮮明、立場非常堅定，並將其化為高度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情感自覺、行動自覺，像愛護生命一樣愛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與一切損害核心的行為進行堅決的斗爭，始終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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