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理论解读

        宁德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也是观察新时代基层党建如何引领乡村振兴的重要窗口。

近日，人民网党建调研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为主题，赴福建省宁德市开展调研走访，经过实地调研，我们发现，宁德探索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创造了多少新概念，而在于用一套制度化的办法，把基层党建从“虚功”做成“实功”，把党的组织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优势和发展优势。以下从理论层面作一系统梳理。

一、基层党建与乡村振兴“两张皮”的结构性困境

长期以来，基层党建与中心工作“两张皮”是困扰基层治理的普遍性难题。具体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组织空转，党支部活动停留在“三会一课”的程式化完成，与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毫无关联；二是力量悬浮，下派干部“驻村不驻心”，人才在村却游离于村务之外；三是资源割裂，各行政村各自为政，产业同构、恶性竞争，组织优势无法转化为规模效益。

宁德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探索，核心贡献在于不是为党建而党建，而是直面“两张皮”困境，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基层党建与乡村发展的深度融合。这一实践为新时代基层党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基本经验。

二、基层党建动力机制与抓手机制的双重构建

宁德的探索抓住了两个关键要点：一是党建创新，包括组织和活动的创新；二是追求党建带动乡村发展的实效。组织和活动创新解决了基层党建的抓手问题，党建带动乡村发展的效益解决了基层党建的动力问题。

动力机制：让党建产生可量化的效益。基层党组织缺乏动力，根源在于“干多干少一个样，党建好坏不影响考核”。宁德通过片区联建、强村公司、村企共建等制度设计，把党建成效直接挂钩到集体经济收入和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蕉城“云海竹洋”片区联建后，片区内8个村集体经济平均收入从不足30万元增至51.6万元；福鼎柏洋村2025年集体经济收入达1430.16万元。当党建能够带来真金白银的效益时，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就从“要我抓”变成了“我要抓”。

抓手机制：让党建找到可落地的载体。党建不能停留在文件和会议室里，必须找到具体的业务抓手。宁德围绕推动协调发展、共享共富，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抓湾区带山区、抓城镇带乡村、抓强村带弱村、抓载体带周边、抓龙头带农户、抓产业带就业、抓导师带创业，促进共同富裕，并创造了三类抓手：治理抓手（如古田县苏墩村的“晨巡晚议”制度）、产业抓手（如福安市“大坦洋”片区的5G智慧茶园与全产业链）、市场抓手（如古田县兴桥同富投资有限公司的“产销储融”一体化平台）。每一类抓手都把抽象的组织功能转化为具体的操作路径。

三、从“行政村”到“片区化”的治理单元重构

中国乡村治理的基本单元长期以行政村为边界。但随着人口外流、村庄空心化，单一行政村的资源禀赋和治理能力越来越难以支撑乡村振兴。宁德的根本性突破在于打破行政村壁垒，以片区化党建联建重构治理单元。

片区党建联建：跨村统筹的组织架构。宁德已成立202个农村片区党建联合体，在“地域相邻、产业相近、人文相亲”的区域推行“组织联建、产业联营、民生联促、治理联抓”。这一架构的实质是在不改变行政区划的前提下，通过党组织联建实现发展资源的跨村统筹配置。蕉城九都片区整合8个村，构建“黄精链+文旅链”互促格局；寿宁“十里山河”片区以承天村为中心，串联“两镇八村”实现村村联动、串珠成链。这种“跨村联建”不是行政合并，而是以产业为纽带、以股权为联结、以党组织为协调中枢的有机体。

产业链党建：从“生产环节”到“全链贯通”。针对福鼎白茶、古田食用菌、霞浦民宿、福安葡萄等特色产业，宁德在85个产业链上开展党建联建，将乡村党组织、龙头企业、行业协会、要素保障部门有机联结。福安象环村融入“大象环”片区，链接行业部门、链上企业、种产基地和种植大户，推动政策、资金、技术向村级产业集聚，形成集加工、储存、冷链、物流于一体的葡萄产业集群。产业链党建的本质是把党的组织体系嵌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用组织网络弥补市场失灵、降低交易成本。

海疆党建：从“陆域治理”到“陆海共治”。霞浦县七星海上社区、北壁乡百辟岩海上社区等探索，将“四下基层”机制从陆地推广到海上，针对230平方公里海域、5500余名常住渔排养殖户，建立“组织联建、党群联学、海上联防、问题联解、产业联抓”的陆海共治模式。这是片区化党建向特殊地理空间的延伸，体现了党组织覆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四、从“规定动作”到“治理效能”的转化路径

组织体系搭建后，需要通过具体活动载体激活其功能。调研发现，宁德的活动创新不是另起炉灶搞“党建+”，而是把党的传统优势与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精准对接。

“晨巡晚议”：群众路线在治理末梢的复活。古田苏墩村作为“晨巡晚议”制度的发源地，引导农村党员干部常态化走访群众、即时响应诉求、民主协商议事。今年以来，全县累计化解矛盾纠纷130余起，办结民生诉求1200余项，群众满意度达98%以上。这一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把“联系群众”从抽象要求转化为可量化、可考核、可追溯的日常机制，让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心贴得更近，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四下基层”：干部下沉的制度化安排。2019年以来，宁德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创新推行“一书记三大员”制度，累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1047名、乡村振兴指导员816名（市级210名）、科技特派员3822人次、金融助理员485名，他们扎根乡村、建功立业，帮助筹措帮扶资金30多亿元，实施产业发展、民生实事项目8500多个。更富创新性的是“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制度，面向全社会选聘663名能人，打破体制内外的壁垒，带动就业1.47万人。这种下沉不是“挂名式”帮扶，而是以项目为载体、以利益为纽带、以考核为约束的深度嵌入。

“党建聚力为民”：群众主体的激活机制。福鼎渔井村开展“党建聚力为民、共建美好家园”活动，集聚党员干部、银发人才、志愿者共同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和文旅开发，使渔井村由脏乱差村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寿宁县东吉洋村通过党员“三带头七到户”和“无蝇家庭”评比，将“村里事”变成“家家事”。这些活动的共同指向是把群众从“看客”变成“参与者”和“主人翁”，实现了党的组织动员与群众自治活力的有机统一。

五、从“行政输血”到“市场造血”的运营机制

乡村振兴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但单纯依靠财政“输血”不可持续。宁德通过平台创新，构建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市场化运营机制。

强村公司：镇村资源的统筹运营平台。古田兴桥同富投资有限公司、片区强村公司等载体，通过整合镇域内资源、人才、项目与资金，构建“产销储融”一体化共富生态体。柏洋村牵头组建“大柏洋”片区联合体，联动周边村组团开发滨海旅游风景线和农耕文化体验线。强村公司的核心功能是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企业的市场效率结合起来，由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由公司“闯市场、跑运营”。

村企共建：社会资本的下沉通道。宁德开展“百企结百村、党建助振兴”活动，发动361家非公企业挂钩帮扶418个村；市县财政联合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闽东时代乡村振兴基金，发展新能源产业项目，每年收益近5000万元，扶持948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这种共建不是简单的“企业捐款、村里花完”，而是通过股权合作、订单农业、就业带动等方式，形成可持续的利益共同体。

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的引入机制。屏南县甘棠乡小梨洋村通过乡村职业经理人试点，由受聘经理人系统推进果蔬交易中心、电商小院、休闲农业基地等六大重点项目，推动村集体经济年预期增收10多万元，提供就业岗位20余个。这标志着宁德的乡村运营正在从“干部拍脑袋”向“专业人做专业事”转型。

六、新时代基层党建的普遍性经验

宁德的实践之所以具有超出地域范围的理论价值，在于它触及了新时代基层党建的几个根本性问题：

第一，基层党建的生命力在于“嵌入性”而非“悬浮性”。党建不能是中心工作之外的“附加层”，而必须嵌入到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群众生活的具体场景之中。宁德的片区党建联建、产业链党建、晨巡晚议等创新，本质上都是把党组织嵌入到经济社会运行的关键节点上，实现了政治功能与发展功能的同频共振。

第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来源于“利益联结”而非“行政命令”。无论是片区党建联建还是强村公司，其凝聚力不是靠上级文件维系，而是靠产权重组、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硬约束维系。这种以契约关系补充行政关系、以利益纽带强化组织纽带的做法，是破解“两张皮”的制度密钥。

第三，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群众在场”而非“干部包办”。从苏墩村的“有事找党员”到渔井村的共建美好家园，宁德的治理创新始终围绕一个核心：让群众从被动接受服务转向主动参与治理。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乡村领域的具体实现。

第四，从“试点示范”到“制度定型”仍需跨越三道坎。一是利益联结的硬化程度——有多少片区真正形成了股权清晰、分红稳定的契约结构；二是能人经验的固化程度——特聘指导员、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个人智慧能否转化为可培训、可接替的组织能力；三是推广逻辑的通用程度——“闽东特色”能否提炼为不依赖特定资源禀赋的普遍性方法。跨越了这三道坎，宁德的实践就从“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经验”。

宁德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之路，以“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走出了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实践路径。其核心贡献不在于创造了多少新名词，而在于用实实在在的制度创新，回答了基层党建“为什么抓、谁来抓、抓什么、怎么抓”的根本问题。当我们看到“云海竹洋”的竹林变成“金山银山”，看到下党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不足万元跃升至31290元，看到柏洋村从赤贫村变成集体经济超千万元的示范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闽东的山乡巨变，更是新时代基层党建从“虚功”走向“实功”、从“软任务”变成“硬效益”的生动证明。

（作者分别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人民网党建研究专员）

来源：《闽东日报》2026年6月19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