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工”助力基层善治（基层治理新实践）

前不久，一对夫妻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苏安北社区买了一套二手房，装修好还没搬进去，就因楼上独居老人忘关水龙头，水渗下来导致全屋被浸泡，初步估计损失近5万元。

“这种纠纷很难调解，以往大多数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苏安北社区党委副书记金湘雄说。但这次调解后不到一星期，双方就签订了和解协议。

金湘雄到社区工作才4年多，也非法律专业出身，为何能短时间化解这起棘手纠纷？这还得从一次特殊的培训说起。

遴选社工开展解纷实务脱产实训，由法官“一对一”指导

从2020年起，苏州工业园区遴选优秀社区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开展为期3个月的解纷实务脱产实训。2020年5月，包括金湘雄在内的200多名社工来到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学习。

园区为何要组织社工进行脱产培训？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田太促告诉记者，大多数社工未受过专业培训，在发现矛盾、调解纠纷方面经验不足。2020年，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联合园区法院设立“社区治理法治实训基地”，以专业化实训培养“法治社工”，将基层治理的“人才资源”与法院化解矛盾纠纷的“经验资源”进行结合。

35岁的胜浦街道青年汇社区社工李方罗做事认真但不善沟通，在社区调解矛盾纠纷时常被双方当事人“牵着走”。

听说园区开展法治社工培训后，李方罗立即报名参加。园区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姚俊担任李方罗的导师，对其进行“一对一”指导。3个月时间，李方罗以书记员身份见习，在法庭上跟着姚俊一起调解各类纠纷，过后，姚俊再一一为李方罗做详细分析。“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门道，真是受益匪浅。”李方罗说。

法院开设“每周一讲”课堂，由社工们按需定制课程，请资深法官走上讲台，以社区常见纠纷为主题，讲授民事审判理念和调解技巧。此外，法院在培训期间给学员设定了目标任务：整理30本卷宗、记录30个庭审、参与调解20件案件、草拟10份裁判文书等。

通过一场场务求实效的培训，李方罗现在已经掌握了不少调解技巧，在调解矛盾纠纷时更有策略也更有信心了。

学以致用，法治社工成为社区治理骨干力量，累计解纷1800余件

苏安北社区党委书记李萍介绍，该小区已建成40多年，基础设施老化，停车位紧张，房屋漏水、乱搭乱建、噪声扰民等问题频出。

为化解矛盾，社区想了不少办法。开始，发动老党员、老干部参与调解，但往往只能处理小的矛盾纠纷。后来，又定期请律师来调解，但律师工作太忙，时间精力有限。

金湘雄“学成归来”后，情况逐渐好转。“小区出现矛盾纠纷，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李萍说。

去年3月，小区内一名一楼住户违规搭建玻璃顶棚，引起楼上邻居不满，便到社区投诉：“下雨天，雨水滴在顶棚上，声音特别响，影响休息。”“过去遇到这种事情，我们只能找街道介入。”金湘雄说。但这一次，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多角度拍照取证，并把双方请到一起，听诉求、谈问题。

调解中，金湘雄以法为据、以理服人，详细阐述了《苏州市物业管理条例》和《苏州市消防条例》等法规，明确告知当事人，如果不配合拆除，按照规定要被处罚。在金湘雄的调解下，一楼住户承诺会自行拆除顶棚。同时，为兼顾一楼住户的需求，金湘雄主动为其联系制作移动顶棚的厂家。“因为是可移动物品，不属于违章建筑，这样双方的诉求都得到了满足。”金湘雄说。这起纠纷最终得到较快化解。

金湘雄还将学到的专业技能传授给其他社工，他告诉记者：“现在社工都开始学法用法，处理各类纠纷的能力和效率有了明显进步。”截至目前，园区法治社工累计为群众提供咨询1300余次，化解纠纷1800余件，一批批在园区法院培训过的法治社工，返岗后成了社区治理的骨干力量。

创新法治社工分阶培养和评定制度，提升前端化解纠纷的能力

法官工作繁忙，为何对培训法治社工依旧充满热情？

“我们的压力不比社区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胡志清感慨，园区经济活跃，居民维权意识强，法院案件量大。2004年园区法院成立时，年受理案件1511件，法官人均结案量71件；可到2023年，法院受理案件超3万件，法官人均结案量达661件。法官白天开庭，晚上加班写判决书成为常态。

随着法治社工培训的开展，情况有了改观。胡志清介绍，以法治社工学员为纽带，园区建立起法院与社区间的矛盾纠纷联调联处机制，形成“诉讼源头治理+纠纷前端化解+终端裁决保障”多维社区治理模式。

金鸡湖街道香茂社区社工罗露从培训班结业已有两年，依然与自己的导师——园区法院民一庭庭长陈新雄保持联系。前不久，小区一部电梯突发故障，业主陆某被困两小时，因为上了年纪又受到惊吓，事发后去医院进行了检查治疗，产生近1万元的医疗费用。陆某认为这笔钱应该由电梯维保单位全额赔偿，而电梯维保单位则认为，陆某的诊疗费用主要针对老年疾病，与电梯事故并无直接关联。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刚开始我也拿不准。”罗露当即向陈新雄求助，陈新雄从专业角度给予了指导：居民向电梯维保单位主张赔付医疗费用，符合民法典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情形。同时，根据案情，陈新雄建议罗露使用“背靠背”调解法。于是罗露分别做双方工作，释明法定赔偿标准，引导他们换位思考，最终化解了这起纠纷。

缺乏权威性是基层调解的一大“痛点”。胡志清坦言，如何增强居民对社工的信任是一道难题。为此，2023年，苏州工业园区在全国首创法治社工分阶培养和评定制度，构建阶梯式的法治社工培养和评定体系。包括罗露在内的41名实训学员被评定为首批“初阶法治社工”，并获颁证书。“‘持证’上岗，居民对我们的认可度更高了。”罗露说。

通过联调联处机制，园区法院培养了一批补充力量。如何最大程度发挥这股力量的作用？园区推出了县域基层治理司法指数，同步建设“园区基层治理司法指数协同平台”，深度分析5大类18小类基层治理案件。田太促介绍，通过“指数”报告，每个街道可以全景了解街道的案件数量和特征，针对多发、频发矛盾纠纷，进行精准施策。

《 人民日报 》（ 2025年02月14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