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何处不书房

读书人大抵都有一个书房梦，但并非皆能得偿所愿。杨绛先生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堂。”舒芜先生说：“书斋应该是专门读书写字的，不兼睡觉、会客等他用。这样的书斋，我至今没有。”所以当我长时间做着书房梦而不得时，我就会安慰自己：连杨绛、舒芜这样的大家尚不能拥有自己的书房，我又何必对没有书房而耿耿于怀呢？时至今日我已完全释怀：对于真正爱读书、善读书的人而言，有好书读才是最重要的。哲人有云：书房，纸上事、修心事也，可不究其表，而观其心。

作为“唐宋八大家”及“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同时又是历任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朝廷高官，欧阳修除了《醉翁亭记》流传千古，其“三上”“三多”的典故至今仍启示良多——“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看多、证多、商量多也。” 欧阳修的“三上”“三多”， 道出了其成功秘诀，那就是收集起马背上、睡觉前、如厕时的点滴光阴，用以读书治学，“一生勤苦书千卷”，终成最早开创北宋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

毛泽东同志一生酷爱读书，少年时期读书“像牛闯进了菜园吃个不停”；青年时期，繁华马路旁、昏暗路灯下他都看过书；革命战争年代，行军间隙仍不忘读书。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总有一箱书随行，得了疟疾还在马背上读完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居住地、办公室、卧榻上、甚至饭堂里，无一不堆放着他喜欢读的书，就连出访、开会、视察期间，他都会亲自选定能装满几箱子的书目，以便闲时阅读。甚至在他下水前或游泳后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也要看书；晚年毛泽东多种疾病缠身，即便在病榻上仍坚持读书，小字本看不清就换大字本的，没有大字本就用放大镜看，白内障手术后一段时间不能用眼，就让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据载，1976年9月7日到8日下午，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插着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但他仍然坚持要看书。8日当天，他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毛泽东是“挤”和“钻”读书精神的倡导者，更是这种精神的模范践行者。

从梁家河到中南海，读书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大的爱好”。1969年新年刚过，不满16岁的习近平辗转火车、卡车、徒步，来到梁家河插队。村里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满满的两箱书。到处找书、看书成了习近平知青岁月中劳动之余的重要主题。乡亲们记得“近平炕上都是书”“有时吃饭也拿着书”，累了一天晚上还点着煤油灯看“砖头一样厚的书”；他放羊时揣着书到山坡上看，田头锄地休息时拿出新华字典看；他曾徒步30里去借《浮士德》；诗词读得兴奋了，会跑到院子里放声朗诵；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为磨练意志，会效仿主人公把褥子撤了睡在光板炕上，一到雨雪天就出去摸爬滚打；他想方设法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在黄土地上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坚定信念；在福建宁德，他组织当地县委书记参加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自己扛着书去带领大家一起读；在浙江，他要求绍兴领导干部背诵《兰亭集序》《钗头凤》，以厚重历史文化浸润人心；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他拿起《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饶有兴趣地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从扎根基层到领航中国，从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到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习近平始终是“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理念的身体力行者和率先垂范者，书香中国正在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鲜明印记。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读书，就是为大厦奠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读书的种子绵绵不绝、生生不息，这些种子并不生长在精致的书房，而是萌发于读书人的心田。

（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