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导师帮带制”：“老带新” “传帮带”里的初心使命

“做好基层工作，嘴要甜、腿要勤、心要诚，要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师傅褚雪松的话，村委委员马晔时刻记在心头。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上墅乡刘家塘村村党总支书记褚雪松，是一位有着20年基层工作经验的“老村干”。几年前，他与刚到村里任职的马晔结成帮带对子，成为浙江“导师帮带制”的新一代践行者。

在导师的手把手帮带下，小马迅速成长为一名“老村干”。乡亲们都说：“褚雪松已经把这个徒弟带出来了。”如今，“老村干”马晔也开始带起了徒弟。从师傅那里学来的一身本领，又被他悉心传授给徒弟。

“老带新”“传帮带”，培育出一代代想干事、能干事、干好事的基层干部队伍。2004年发端于上墅乡的“导师帮带制”，在阡陌之间薪火相传，渐成燎原之势，不仅在浙江全省乡镇（街道）、村社组织等领域推广，甚至输出到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贵州、四川、内蒙古等地。

“要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大学毕业就考到镇政府工作，接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到村里开展农村环境整治。”义乌市佛堂镇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楼楠说，“没想到，第一天与老乡打交道，就碰了一鼻子灰，哭得直抽抽。”

佛堂镇党委书记吴贵伦是楼楠的导师，他马上找到楼楠谈心：“做群众工作，不仅要讲理，还要讲情，要把面子卖给农户，把情说到他们心里。”

“光讲理的话，你有你的理他有他的理，你说不通。你还要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楼楠在导师的指导下，迅速调整了心态与工作方法，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如鱼得水。

“导师帮带制”的源起，要从2004年说起。那时，乡里的招商引资、征地拆迁、文明村镇创建等任务日益紧迫，对基层干部做群众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时任上墅乡党委书记的杨忠义，遭遇了巨大的现实挑战——乡机关30周岁以下年轻干部占41%，多数是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三门干部”，做群众工作时常捉襟见肘。

做不了群众工作，机关效能怎么上得去？为帮助年轻干部加强基层历练、补齐群众工作短板，2004年4月，机关干部“以老带新”工作法在上墅乡萌发。

乡党委决定挑选长期在乡镇工作、被称为“农村百事通”的黄宣富、宣孔武、李田梅、倪林年4名“老乡镇”，帮带乡机关11名年轻干部。

“每次进村入户，总跟着导师，边做边学边听教导，这种案例式帮带法让他们很快就能独立上手解决问题。”杨忠义说。“身边人教身边人”“田间地头当课堂”的帮带方式，接地气、学得进、效果好。有了师傅，年轻人在干中学、学中干，底气足了不少，成长也快了许多。

2005年4月，在充分肯定上墅乡做法的基础上，安吉县委正式提出“导师帮带制”，并在乡镇机关干部中推广。2006年，该项制度荣膺浙江省组织工作创新奖。此后，浙江各地都在乡镇（街道）层面探索实践“导师帮带制”。

“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导师帮带制’不仅仅涉及干部队伍建设，其内涵和外延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拓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罗宗毅认为，“在实践过程中，可以将‘导师帮带制’与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的完善、‘党员人才工程’的实施以及后备干部培养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制度实施的整体效能。”

“弄清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

“网络文明舆论引导志愿团队”“红喇叭疫情防控志愿团队”“‘1+1+1+X’工作机制”……2020年，安吉县昌硕街道三时亭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新招迭出且切实有效，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吴佳丽让人刮目相看。

大学毕业后，吴佳丽进入社区工作，三里亭社区党总支书记郑敏成为她的导师。“吴佳丽的工作，认真细致有余，魄力闯劲不足。”针对徒弟的优缺点和性格特征，郑敏因材施教，循序渐进，鼓励、指导、放手、表扬，不动声色地将她引入了基层工作正轨。

“导师帮带的意义，除了学问、经验、方法的代代相传，更蕴藏着自信心建立、信念感培育的精神内涵。”郑敏认为，“要弄清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筑牢青年干部的初心，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是导师们的第一使命。”

“干信访这行，要能受委屈、扛压力，使上访群众人格受到尊重、情感能够宣泄、问题得到解决。”安吉县信访局青年干部郭月红的导师是一名从部队退役、当过村干部的信访“老兵”，在长达8年的帮带中，经常教导她，帮助她从当初的信访工作“门外汉”成长为行家里手。

提升组织力，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也是导师帮带的重要任务。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孔峙村党支部曾经软弱涣散后进、集体经济发展落后，奉化区委安排先进村蒋家池头村党支部书记陈伦对口帮带，从会怎么开、组织生活怎么过，到工作制度怎么建、群众工作怎么做，一项一项教孔峙村“两委”班子成员。

思路决定出路，方向决定成败。孔峙村各项工作很快进入“快车道”，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当地村民感激地说：“现在我们村与以往大不一样，要感谢党组织派来的好老师。”

归根结底，导师帮带的根本工作，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群众工作。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派驻孝丰镇新村第一书记邱娇说，她到村第一项任务是建设生态骨灰堂，受到“入土为安”观念根深蒂固的群众强烈反对。在导师指导下，她从村里比较年长、德高望重的老人入手做劝导工作，以诚化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群众一通百通，生态骨灰堂终于建成，而且成了湖州市的样板。

绍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干部徐秋佳担任谢家邬村驻村指导员伊始，进农户家里不知道说什么，村民不自在、自己也尴尬，组织上安排曾在4个村担任指导员的朱岳根担任她的导师，当天朱岳根就送她一个“驻村百宝袋”，里面有驻村百科、民情日记和多年驻村心得体会，经悉心帮带她很快适应了工作。

“‘导师帮带制’是提升基层组织力，破解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益探索。”浙江省委党校教授董瑛说，“实践证明，‘导师帮带制’紧紧抓住‘人’这个关键，以制度化的形式为农村基层治理配备合适的导师，是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干部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创新途径，而且卓有成效。”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衢州市常山县新昌乡郭塘村党支部书记张荣谈到，自己回村本想做一番回收废品美化村庄的事业，却被村民嘲笑是“垃圾书记”。正当灰心丧气的时候，导师陈重良赠给他一句话：“要办那些群众最需要、最欢迎、最能得实惠的事，哪怕群众暂时不理解、不支持，也要咬咬牙、下决心去办。”这句话，让张荣受到极大鼓舞、咬牙坚持了下来，用7年时间带领郭塘村走出了一条环保治村的新路子。

一支优秀的导师队伍，是“导师帮带制”成败的关键。浙江省在选优配强导师上想了不少办法、下了许多功夫。首先是坚持优中选优。浙江省近年来评选100名“兴村（治社）名师”、300名“担当作为好支书”、三批共3000名“千名好支书”，这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农村基层干部“头雁队伍”，为导师队伍提供了重要来源。在此基础上，浙江省委组织部进一步提出“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精通党务、善抓党建，兴村有为、治村有方，能力过硬、善教会带，作风优良、勇挑重担，严于律己、干净干事，身体健康、热心公益”7个方面的兴村名师标准，树立鲜明导向。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很多村庄走上致富之路，往往就源于一位优秀导师的指引。金华开发区汤溪镇白鹤殿口村是集体经济薄弱村，村党支部书记陈定粮借鉴导师何德兴所在七一村发展农业生态园的做法，通过村民入股筹资100万元发展游乐项目，两年内向村民分红50万元。

基层社会治理的水平的提升，更是离不开基层干部素质的整体提升。衢州市依托“导师帮带制”深入推进“组团联村、‘两委’联格、党员联户”的“三联工程”。在当地乡村，每家门口都贴有党员干部联系卡。群众普遍反映：“现在有事就找党员、干部。”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时期。基层的年轻干部身处群众工作一线，直接面对各种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提高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刘靖北说，“‘导师帮带制’创新了基层年轻干部的培养方式，是一种源于基层实践、具有鲜明特色的‘行动学习法’，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借鉴、推广运用。”

基层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基层干部是推动基层工作的骨干力量，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必须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导师帮带制’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罗宗毅强调，“可以把‘导师帮带制’作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项长效机制，进一步加以规范、完善并长期坚持，为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罗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