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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升一降”显成效

——看浙江嵊州如何打造“枫桥式”监察办

2021年01月28日08:34    来源:农民日报

原标题:“一升一降”显成效

“去年,嵊州各乡镇(街道)纪委、监察办自办案件数同比上升72.4%,检举控告量同比下降21.5%。”谈起去年办案办信的成绩单,浙江嵊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徐善斌颇为欣慰,“‘一升一降’的背后,是我们把基层监督与治理效能提升相融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枫桥式’监察办创建带来的最新成果。”

众所周知,发轫于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是全国政法综治的一面旗帜,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核心要义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历久弥新。从乡村出发,“枫桥经验”衍生出城镇版、网上版等,并从社会治安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

徐善斌告诉记者,在监察全覆盖的大背景下,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力量,推动监督下沉落地,用监督促进基层治理,成为了一个全新课题。能否从“枫桥经验”中汲取营养,从而找到解决方案?“枫桥式”监察办的命题由此率先在嵊州应运而生。

要想管得住,首先得有严纪律。为了让群众心中有底,让监督有章可循,2018年底,嵊州市专门制定28条村级权力清单,并且为每项权力设置了相应运行流程图,划出村干部履职红线,确保村级权力顺轨运行。

刘仲尧是长乐镇水竹村党总支书记,说起这“28条”,当了25年村干部的他感慨良多:“这几年,村里搞美丽乡村建设,开展饮用水提升工程,修驳河道石坎等,大小工程确实不少。可往往到了村里,稍有不规范,就容易出现风险点,也很容易受百姓诟病,引发干群不合。”

如今,重大决策事项如何商定?村级不同金额的工程和物资采购如何开展?村级财务怎样管?宅基地如何批?8个大项、28条权力清单,几乎覆盖了村级事务的方方面面,尤其针对这几年农村信访量最大的“三资”管理问题,不仅明确了村干部办事流程,还给村民监督提供了依据。

“表面上看,是给权力戴上了‘紧箍咒’,实际上是我们的‘护身符’,让干部清白、让百姓明白,少了流言蜚语,做事再也不怕说三道四。”刘仲尧坦言,虽然比起以往,有时程序烦琐了些,但身心却轻松许多,只需按流程用心做好服务工作,骂声和埋怨自然就少了。

让村干部们感觉到责任与压力的,还有家门口的“纪委”。56岁的俞岐明长年从事工程建设,去年换届后,成为甘霖镇苍岩村党总支副书记、村监委主任。而按照市里推行的“两不宜三聚焦”要求,俞岐明不再具体管辖村庄工程,一门心思搞监督。

所谓“两不宜三聚焦”,即换届选举产生的村监会主任不宜分管自然村工作,不宜分管村务财务工作,且必须聚焦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落实“两个维护”情况、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微腐败问题等,目的就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村务监督工作,推动村监会工作步入法治化、规范化、高效化轨道。

角色的变化,带来了目光焦点的转变。“过去,我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搞监督难免腰杆子不够硬。现在我关注的是,挖机数是否与实际配套,水泥质量能否达标,小工与工程量有没有脱节。虽然工程上有监理,但我毕竟时刻在村里,又懂工程建设,方便时刻监督。”俞岐明说。

俞歧明还有个身份——村监察工作联络站站长,只要发现任何疑似存在违纪违法的行为,就可以把信息第一时间向镇纪委、监察办汇报。为此,嵊州市纪委市监委专门开发了一款名为“监督上报”的小程序,便于275个村(社区)的村监会、监察信息员和监察工作联络站实时上报线索信息。

信息化手段也让曾经享誉全国的“民情日记”有了新内涵。石璜镇雅璜村是“民情日记”制度的发源地,如今在嵊州,从手写日记到信息系统,只要群众、企业等提出需求,能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合力破题,线上就能精准匹配办理层级和责任单位,并落实反馈时限。

“民情日记”直达百姓“痛点”,再加上联络站这些“前哨”组织,便可近距离发现基层“小问题”,切实把初信初访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减少信访存量和增量。去年在嵊州市,信访举报总量、检举控告数量、反映农村党员干部数量等指标数据,较2019年分别下降19%、31%和23%。

在徐善斌看来,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关键要向基层延伸,打通“最后一公里”,做到上下一起施治,全党一体从严。建立“枫桥式”监察办的初衷,就是抓早抓小、注重源头防治,通过加强对基层公权力的监督,更好地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本报记者 朱海洋)

(责编:谢倩、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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