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1月08日10:26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走进大坪社区,整洁优美的环境,推窗见绿的景致,鳞次栉比的楼房,让人仿佛置身一座精美雅致的“小城”。“住在社区里,人人都应该出一份力,才能把自己的家变得更好。”家住浙江云和县白龙山街道大坪社区的蓝大姐说。
而在之前,蓝大姐对社区活动是有抵触情绪的,她总觉得社区的事儿跟自己没啥关系。现在,只要社区有任务她都主动参与,早早到场。这是“街乡共治”基层治理模式给这个“新生社区”带来的生动变化。
2019年,原本居住在偏远乡村的蓝大姐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走进了城,住进了社区。蓝大姐搬进新家,本打算满心欢喜迎接新生活,但随之而来的种种问题却让她开心不起来。
蓝大姐所住的楼房里,大多是从农村搬迁的住户,一些居民仍没有改变在农村生活时的习惯,在楼下支起一口大锅煮菜烹肉,滚滚浓烟,熏的蓝大姐连窗户都不敢开。蓝大姐性子急,一来二去就跟邻居吵了起来。
听闻消息后,社区党员干部立刻赶到现场。蓝大姐火急火燎地反映户外锅炉的问题,她的户籍所在村村干部在一旁劝导:“那些烧锅炉的居民都不是同村人,现在咱们都是一个小区的‘居民’,得跟社区一起商量怎么解决。”一听这话,蓝大姐不乐意了:“我的户口、田地都还在村里,我只是住在社区,我还是村里人!”一看气氛不对,社区党员干部立马上前解释:“大姐,我们先处理问题,这就督促他们把锅炉搬走,后期我们也会定期巡逻做好宣传引导。”蓝大姐这才稍稍平复情绪。
像蓝大姐这样,在由“乡”到“城”的转变中遇到各类问题的居民不在少数。来自不同乡镇的居民不断集聚,给社区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但问题不能拖,更拖不起。社区党员干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社区居民构成复杂,移居社区后村民生活习惯转变需要时间,仍有“村里的事村干部解决”的习惯性思维,且传统村落观念让居民缺乏“共建共治”意识,造成社区事务参与度低,基层治理力量分散等问题。
社区党员干部召开大会一起商议,决定建起一个能够让大家都主动参与、发挥作用的新平台,凝聚街乡合力,实现“街乡共治”。
不久后,一个打破行政区划壁垒,覆盖全社区的村社党建联盟——“和治红盟”成立了,通过党委引领组织,组织划分网格,网格服务群众的方式,让居民在社区生活中有更强的自主意识,强化归属感、参与感和获得感。
联盟一成立,社区党员干部特意邀请蓝大姐来参加联席会议,蓝大姐也没推辞。会上,社区党员干部说明了成立村社党建联盟的初衷,就是想让居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有什么事大家共同解决,共同努力。说到这,蓝大姐插上了话:“我们楼下有人乱堆乱放,占了车位不说还影响环境。”看到蓝大姐带头,其他居民代表和村干部也开始反映问题,气氛热烈起来。社区党员干部把问题一一记录下来,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村干部发挥人熟、情况熟的优势做好沟通引导,社区做好资源力量整合调度,“村社联手”对这些问题逐一销号处理并向居民反馈。
“你们动作还真快!没想到说了还真管用,没有乱堆乱放了,以后社区有什么事需要我配合,尽管说!”蓝大姐满脸笑容地说。
2019年底,云和县入选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单位,大坪社区的“街乡共治”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大坪社区成立“街乡共治”服务中心,下山转移村民可以直接到社区办理各类事务,真正实现“乡事城办”。在去年的村社换届中,社区党员干部还特意将下山转移相关行政村、经济合作社负责人吸纳为社区党委委员,从制度、队伍、阵地等方面入手,全力打造“街乡共治”2.0版本。
“现在可是真方便了,以前要到村里、乡里才能办的事,现在在社区就能办了,以前都习惯说‘我们村’,现在得说‘我们社区’了!”蓝大姐说,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让她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新家”了。(本报通讯员 郑邦云 蓝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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