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5月06日15:15 来源:解放日报
■口述:顾泠沅
整理:本报记者 许沁
我与数学有缘。学数学,教数学,研究如何教人学数学。记得我初中毕业那年,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小伙伴在我的毕业“留言簿”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为了祖国,为了民族”八个字……从农村起步的普通教师,到“青浦实验”向全国中小学推广……我的祖国情怀,与学校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把最宝贵的东西,过渡给下一代学生
最早在小学,知道了猴子变人、人与社会,还有国家……印象中,祖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劳勇敢,还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再大一点,我去吴江县城上高中,除了憧憬,增加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印象最深的是,有位资深的历史教师多次在课堂上讲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史。
1962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那一年,我考进了复旦大学数学系。经历过饥饿煎熬的人遇上了好环境,人人“如饥似渴”,立志向上。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要我们好好锻炼身体,严谨治学打基础,将来“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临毕业,却遇上“文革”,所学无用,一下被扔到青浦县的偏远农村当小学老师,当年曾有过迷茫和孤独。复旦大学有一首刘大白作词、丰子恺谱曲的老校歌:“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不管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都要日复一日,自强不息,这种精神使我迅速摆脱了困惑:何不矢志教育事业,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过渡给下一代的学生呢?从此,我对祖国与学校的联系,终于有了不改初衷、铭刻于心的理解。
上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有档节目叫《东方之子》,采访者问我:你在农村教育中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是否源于努力?我说,社会学专家有个结论:各行各业成就的取得,第一是机遇,第二是疯狂地工作,所以有点成就不必骄傲,是你碰上了机会;然后,还得靠“迷惑不挡其行,艰辛不弃其爱”的努力。
基础教育静水流深,咬定青山不放松
我遇到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的机遇。那时,我在青浦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闻讯马上要恢复“高考”,因此组织了一次全县高中毕业生的数学统考,考题难度略高于小学水平,结果平均成绩11.1分,零分比率高达23.5%,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自此,我开始了3年调查,找准问题,再花了一年半在现场试验中筛选有效经验,然后在5所学校开展比较严格的三年课堂实验,在此基础上,又用了7年在全县推广应用。15年磨一剑,总算赢回了质量。1979年,青浦中考合格率仅为16%,在全市“垫底”;到1986年上升为85%,此时全市平均为68%。教育部组织专门小组赴青浦作深入考察,组长问我“主要感悟是什么?”我归纳了四点——集体的努力,实际的经验,对学生的深切了解,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守。
基础教育是一项静水流深的事业,需要一种咬住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我每天坚持写一篇教学日记,每篇教学日记上总是有蓝色、红色的修改标记和重点标记。如今,坚持了40年,170多本日记已装满了整整两个大书柜,记载了对教学的观察与思考。
1992年,经教育部发文,“青浦实验”在全国中小学推广。1996年,我带着“青浦实验——一个基于中国当代水平的数学教育改革报告”,作为我国中小学教师代表,首次登上了在西班牙举行的国际数学教育大会,立即引起海内外同行的瞩目。有所成效的甘甜,卧薪尝胆的苦涩,虽不是事业的追求,却正是工作的全部。“青浦实验”的一举成功,使我对祖国与学校的理解,有了更高层次的提升。
往前走的路并不平坦,幸好有大师的指点。大学阶段的苏步青教授,留给我们的是“严”字当头的做人和做学问的态度,鞭策了一代人。1986年,教育部要培养一线的教育家,提议我上华东师大硕博连读。当年,刘佛年校长领衔一个导师组专门为我授课,从此结下师生情缘。刘佛年校长对学生出奇地宽容、宽厚,却可使你全身心投入。他常对我说:“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可以适当放松一点”。他为我上课,时时从方便我的角度考虑,下雨天还会亲自送上雨伞和雨鞋,着实使你想“放松”也松懈不了。1990年初夏的一个夜晚,他与我深谈:“真理常在两个极端的中间”“明源头、辨流变”“执其两端而用之”,这些话语对我一辈子受用不尽。还有一位是原上海市教育局老局长吕型伟先生,我跟随并协助他主持教育部重点课题“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遍及全国13个省市,持续5个五年规划。吕老常说教改要警惕“浮躁、浮夸、浮肿”和“盲目多动”,素质教育切忌花架子,一定要“返璞归真”。我跟随吕老28年,直到他生命最后的弥留之际。2012年,我去华东医院向他做“最后一次汇报”,他还念念不忘惦记着各地基础学校。
至此,我才明白:祖国,其实就是一代接一代的过渡、一代接一代的创建。这些年来,我常年奔波于各地,指导了不少校长和骨干教师,与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王建磐教授一起培养了30多位数学教育博士。
终身热爱学校,虽然“奔八”每天工作
学校是希望的摇篮,教师是民族振兴跑道上代代相传的接棒人。我花了数十年,搜集了长三角地区120位优秀教师的事迹。上海一位语文名师“一篇课文、三次备课”“一辈子学做教师”的典型经验使我眼前一亮,由此形成了教师在实践中成长的“行动教育”范式,通过理念更新、行为跟进两个反思支架,总结归纳的“听中学,做中学,听懂之后做出来,做好之后说出来”的观点。2001至2005年,教育部委托我作为专家组长,在校本教研的全国大型项目中介绍并推广。1997年,我主持编制“进入21世纪的中小学数学教育行动纲领”。
在青浦,从1990年开始坚持持续28年的全体八年级学生的数学能力测试。第一次测试,按国际认知目标分类标准,采用大数据因子分析技术,发现学生偏记忆、轻理解和地域不均衡现象;经过17年努力,第二次测试有了明显改善,还得出了符合本土实情的合理分类——操作、了解、领会、探究四个台阶。“领会优先”有实效,但探究水平“风景依旧”。直至去年,再次对青浦全区八年级学生数学能力测试,难点有所突破,探究能力有了11.31个百分点的提升。用“变式”破解灌输和“题海”瓶颈,着力于学生阶梯式学习的教师教研,引起世界各国教育界关注。
我终身热爱学校,留下了不离不弃的家国烙印。基础教育是应对未来的国之大计,又与千家万户休戚相关。2020年,第14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将在中国上海召开,在会议的国际程序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我被推选为4位大会报告者之一将作发言。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未来,我虽年龄“奔八”,但每天坚持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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