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波：伞降四十载

李振波在高原重装空投现场。照片由李振波本人提供

李振波（右一）年轻时跳伞训练留影。

年轻时，李振波曾当过空降引导队队员、队长，空降引导队是大规模跳伞的先遣队，这个岗位是伞兵血性冲锋的刀尖。

随着年龄增大，身体不适宜跳伞，李振波把主要精力投向了重装空投领域，这个领域依然是空降兵战斗力建设的前沿。

炎炎盛夏，中原大地酷暑难耐。从营区那条白杨夹道的水泥路走向训练场，58岁的李振波穿着一身蓝白相间的迷彩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长年在伞降训练外场工作，他深知日头的毒辣。脸上一块一块的红斑，就是烈日的烙印。

一路上，空降兵某旅官兵见到李振波，纷纷敬礼。

李振波不认识他们，但他们都认识李振波——在空降兵部队，几乎所有的人知道，有个“很厉害的李高工”。

李振波声名在外。互联网上也能检索到关于他的不少报道。

人们眼中的李振波，是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中空降兵15勇士的领队，是那个曾带头从近5000米的高空向着震中地带生死一跳的人。

空降兵官兵所知道的李振波，则是一个从事空降空投事业达40年的老伞兵。

这些年里，从伞训骨干，到空降引导队队长、空降空投处处长，再到空降兵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他一直铆在空降空投的岗位上。新兵跳伞训练现场有他，装备革新试验现场有他，重大演训活动现场也有他……

伞降40年，对58岁的李振波来说，是2000多次的从天而降，是从入伍到临近退休日复一日的伞花绽放；对68岁的中国空降兵部队来说，则是一个个空白被填补，是一年又一年由弱向强的艰辛成长。

每一朵伞花都会落地，正如每一个伞兵都会告别天空。临近退休年龄的李振波也不例外。没准哪一天的训练，就会成为他军旅的最后一次伞降。

他不知道那一天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到来。但他很清楚，那感觉，一定和第一次跳伞一样。

40年前的那一刻，18岁的小伙儿从飞机上一跃而下，耳畔风呼呼直响，视野里辽阔的大地扑面而来。他感到既紧张又兴奋——

“这辈子，就干这件事情啦！”他想。

（蒋龙、刘治鑫、柴家涛、文巧江参与采访）

40年和19秒

“一条小街上，窈窕清秀的女孩用力蹬着自行车，将身后自制的降落伞缓缓拉起……”

电影《孔雀》中的情景，不止一次在李振波的脑海里泛起涟漪。

伞，是空降兵区别于其他兵种的特有“名片”。对这位入伍40年的伞降老兵而言，“伞”早已融入其血脉。

中原腹地，空降兵某旅的营院里，一座85米高的伞塔岿然矗立。

“巍巍伞塔是空降兵部队组建之初新兵首次跳伞训练的见证。”李振波说，“当时伞塔跳伞操作程序比较复杂，跳伞员要一星期才能轮上一回，能坐上飞机跳伞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事。”

李振波很幸运，入伍才4个月就乘坐飞机空中伞降。

害怕、紧张、还是兴奋？时隔多年，李振波已记不清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踏上飞机。从那一天起，他与“伞”结下了一生之缘。

“只有地面苦练，空中才能精跳”，当年伞训教员掷地有声的话语犹在耳畔。“有人将伞降训练的苦概括为‘三肿三消，方上云霄’。”李振波回忆，“在地面训练伞降动作每天要重复几十次。”

1983年5月，李振波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工作上就要是战友们学习的榜样。”

从引导队队长到机关参谋，从空降空投处处长到空降兵研究所所长，一路走来，他就像一只上紧了发条的闹钟，每天紧张而又充满节奏。李振波说：“每次离机都是一次挑战，每次着陆都是一分收获。”

李振波办公室书柜的一角，有几本看起来很有年头的笔记本，本子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跳伞特情。

“为什么要记录？”记者的疑惑牵出了一则关于“19秒”的往事。

正常情况下，空降兵从800米高空跳下，落到地面仅19秒时间。李振波一直在想，如何发挥这19秒的最佳效应，让人和装备安全降落。于是，只要组织伞降训练，空降场上总有他的身影；只要有特情出现，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

那年盛夏，部队在西北大漠进行空降演习。气象条件恶劣，几名官兵在跳伞中受了伤。为了弄清楚原因，李振波马不停蹄，找官兵挨个问明白才肯罢休。

晴天、雨天、大风天，不同气象条件，他一个个研究；早晨、中午、夜晚，不同季节时间，他一段段观察；海岛、高原、戈壁，不同地理环境，他一次次探索……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记录种种特情后，李振波归纳总结，撰写了关于改进跳伞离机动作的论文，提出全新的一种动作、一种姿势就能保障所有机型、所有伞型跳伞的训练方式。

经过3年的试跳、摸索和改进，官兵地面动作训练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一，训练强度减轻了一半，没有出现一起事故。

李振波40年的伞降生涯里，还有很多个关于“19秒”的探索故事。

时光如白驹过隙，他逐渐超过了空降兵跳伞的年龄上限。于是，他又将目光转向了重装空投领域，围绕空投系统不完善、空投技术欠缺等瓶颈问题，带领技术人员开始下一轮攻关，等待“下一跳”来临。

生死一跳

那一天真的来了。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自14时28分起，震中汶川、茂县等地就没有了消息，几十万群众生死未卜，与世隔绝。空降兵奉命参加救援。

“把李振波叫来！”5月13日凌晨，空降兵部队领导直接点将。

李振波时任空降兵研究所所长，研究所不在战斗序列。得知灾区地理环境险恶，组织空降面临无气象资料、无地面标识、无指挥引导的“三无”不利条件，48岁的李振波主动请缨：“我是党员，我带着引导分队先跳下去，给后面的同志做好示范，把‘三无’变成‘三有’。”

领导没有同意。李振波最初受领的任务是技术保障，与航空兵协调，选准跳伞时机，尽快把部队投下去。

13日清晨，运载伞降分队的伊尔-76运输机穿云破雾，一路向西，飞到了灾区上空。入伍以来无数次成功跳伞的李振波没想到，这次首战就当了“机降司令”。

乘飞机着陆叫机降。如果一个空降兵背着伞包上天，不敢跳伞又坐着飞机下来，就会被封为“机降司令”——在这群勇敢者中，那是最具讽刺的称谓。

那天，飞机距抵达目标空域还有十几分钟时，机舱开始减压，伞兵们开始了跳伞准备。舱门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动，可是响了两声，舱门却没有打开——飞机结冰了，强行打开舱门可能机毁人亡，最终机组不得不选择返航。

第一次伞降取消了，但伞降震中的任务没变。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李振波就开始考虑应对恶劣天气的预案——圆伞换翼伞。

翼伞的伞衣是长方形的，与圆伞的垂直降落方式不同，它更像是飞机一样滑行降落。但这种伞具对操作者技术要求较高，适合小分队执行特殊任务。

100人的伞降队伍刚刚走进候机厅，就听到了李振波洪亮的提问：“谁跳过翼伞？”22名官兵举起了手。李振波心里有了底。

他当即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部队领导。正带领官兵向灾区挺进的领导同意了李振波的方案。李振波再次请缨第一个跳伞。电话那端沉默片刻，最终传来一声浑厚的声音：“好！”

几经周折，25具翼伞于当天夜里紧急空运到位。

14日下午3时，盛亚玲的手机突然响了。电话那头，丈夫李振波的声音简短而急促：“一切平安，我们15个人安全着陆。”

一刹那，盛亚玲眼圈红了，“我就知道，老李肯定会跳下去的！”

不过，她不知道那段惊心动魄的伞降过程——

14日上午，雨势逐渐转小。11时30分，飞机飞临茂县上空，开始盘旋。

忽然，飞机进入了云缝，震后的茂县第一次出现在外界人们的视野中。

情况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后舱门打开了，李振波回身对队员们大声喊道：“跟着我！”然后，半团着身体跃出了机舱。

紧接着，15个跳翼伞的小分队成员分成两批跳下，每组都有两个引导兵和两个通信兵。“如果第一组出现重大伤亡，第二组跟上，确保足够的人手去完成任务。”李振波说，那是一种“前仆后继”的安排。

事实证明，他对危险的估计是充分的。那天，当了30年伞兵的李振波头一次遇到主伞没有打开的特情。他冷静下来开始读秒，4秒钟之后，把右手中的伞环交到左手，右手随即拉开了胸前的飞伞手柄。

“嘭”的一声，主伞飞伞成功，亮蓝色的备份伞自动张开。稳住身形后，李振波努力转回头数了数身后的伞花，然后松了口气。

最终，15人成功伞降了。地震发生46小时后，他们作为第一批救援力量跳进了“孤岛”茂县。

“一滴水”

“一千朵花里，只有一朵在云端开放；一万种伞里，只有一朵在碧空翱翔……”盛放的空中伞花是李振波的微信头像。

李振波的微信昵称则是“一滴水”，百川归海中的一滴水，也是可以反射太阳光芒的一滴水。

每到部队指导空降空投训练，李振波总是喜欢和战士在一个桌子吃饭，多聊聊训练心得，常听听意见建议。

在熟悉他的人看来，这些特征完全吻合对一位老伞兵的人物定义。

不过，这不是他生活的全部。

平时为人随和的李振波一旦投入工作，就像换了一个人，对标准要求苛刻严厉，但大家都服气。“有他在，心里就踏实多了”“有他在，任务肯定没问题”……

信任源于过硬本领。他不仅多次参与空降兵部队重大演习的组织领导工作，而且还是空降空投专业的技术权威，很多关键部位、关键环节都是经他手最后把关。

每次训练开始前，“从绳结到锁扣，从连接到捆绑，一点一点看，不漏分毫”，这是李振波标准的“检查程序”，多年雷打不动。

“空降空投事业是一场马拉松，既要耐得住寂寞，更要顶得住压力。”李振波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若想跑赢比赛必须培养业务精良的“跑团”。

重装空投的“兵专家”蔡条阳，就是“跑团”里的一员。遇事爱琢磨的他，身上有股子倔劲儿，像极了“恩师”李振波。

一次重装捆绑到凌晨2点多才结束，几个小时后就要装机空投。最后检查耗材使用数量，细心的蔡条阳发现少使用了一根20公斤棉绳，他拒绝签下自己的名字。

“必须重来！”在重装空投场，蔡条阳向来说一不二。大家一步步倒推检查，最终发现，在主伞封包时的确少用了一根棉绳，将隐患排除在装机前。

“人才是事业之本，谁拥有了一流的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优势。”这样的话从李振波口中说出来，再正常不过。

金色的晨光洒在白雪皑皑的山顶上，映照出巍巍昆仑的雄伟壮丽。机舱一角的丁晓楠陷入沉思，往事历历在目。

那年由于所在单位没有编制，不少战友劝丁晓楠做好脱军装的准备。“李高工从没为自己的事找过领导，却为我选取三级军士长的事破了‘先例’。”丁晓楠说。

李振波的这一举动，为空降兵部队留住了一匹“千里马”。

要保证空投装备水平着陆，就要把装备的重心和货台的重心调到一个点上。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由于以前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能用滚木一点点移动装备的方法调整，不仅麻烦还特别费时间。

怎么办？丁晓楠想到了给货物配重。为了能够形成标准，他和研究人员不断试验，最终发现，“配重一定重量，刻度将移动一厘米”的规律。后来这个方法在实际操作中被推广运用，并编入了训练教材。

最缺的还是时间

一年又一年，弹指一挥40年。人总是要变老的，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自然法则。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有位领导曾引用戚继光的诗句来评价李振波。从当年的李处长、李所长，到如今的李高工，还有两年就要退休的李振波依然忙碌。

从组织新兵伞训到骨干人才培养，从指导空降空投训练到参与新装备试验，他的工作计划已排到今年8月。

李振波说，自己现在最缺的还是时间。

“李高工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空降空投事业中。”在空降兵某部政委张一鸣眼中，李振波就是这样一个人：“变化的是追求，不变的是热度”。

重装空投水平是衡量空降兵综合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对空投空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重装空投的巨大风险：“那些吊装备的降落伞，铺开有好几百平方米，稍不注意，能把飞机都拽下去，机毁人亡。”

“我第一次看到李高工流泪了。”二级军士长张道清回想起一次参加中外联合军演的经历，感慨万分。

联合军演，是合作交流的机会，也是同台竞技的舞台。此次演习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与外方空降兵在同一场地、同一高度，完成三台战车连投的任务。

连投试验训练开始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接连发生……

此时，离演习只剩两个月了。担任重装空投总指挥的李振波，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攻关之路没有捷径。那段日子里，他没有节假日，没有午休时间，一遍遍回看试验录像，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环节。

“大家见面时很少谈困难，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成功。”忆及往事，李振波只是淡然一笑。

失败了，再来！

这种方法不行，试另一种！大型装备的装载、投放、脱离、缓冲等技术问题被他们一一化解。

正式演习那天，牵引伞出舱，第一台战车在伞的牵引下缓缓离机，紧接着第二台、第三台战车紧随其后……目睹张开的伞花带着战车稳稳落在目标区域，李振波眼眶湿润了。

在李振波身上，像这样孜孜以求攻坚克难的事还有很多。

主伞脱离锁是重装安全着陆的关键一环。李振波带领科研人员设计了新型脱离锁，可拿着图纸找到厂家时，却因批量生产少、技术标准高吃了“闭门羹”。一遍遍解释、一次次说明，厂家最终被他的执着感动，决定特事特办。

一次，演习地域是气象条件复杂的丘陵地带，还有水塘和壕沟，为保证将战车准确空投到最平坦、最安全的位置，李振波多次到实地勘查，调来空降场3年的气象资料，综合气象、位置和航线等数据反复计算，选出了最佳投放点……

付出总有回报，默默坚守终于迎来梦想花开——

那天，西北某地，碧空如洗。5000米高空，大型运输机呼啸而至，紧接着伞兵战车、火箭炮、迫击炮等重型装备连续空投，一簇簇洁白的伞花在天空绽放。

那天，老伞兵李振波又一次见证了中国空降兵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他站在地面仰望大型运输机飞过的航迹，航迹的远端，一朵朵吊挂着重型装备的伞花铺满蓝天，犹如一个个写在长空的“惊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