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立信仰高地永葆忠诚底色

　　图为周智夫生前在干修所花园阅读报纸。　姜东军　摄

　　人物档案

　　周智夫,1924年11月出生,1943年9月入党并参加革命,1944年9月入伍,1982年3月离休,2018年去世前为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副师职离休干部。曾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因战斗负伤被评定为三等甲级伤残军人。1955年被授予解放奖章、独立自由奖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走进北京北五环外老党员周智夫的家中,三居室里摆放着上世纪60年代的立柜、70年代的木床和80年代的折叠饭桌。这些现在在北京已经很少见的极显寒酸的陈设,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这家主人的勤俭。而就是这样一位勤俭的9旬老人,在人生即将走向归途的时候,一次性向党组织交纳了12万元的大额党费。

　　相交50多年的战友们听说了这件事,惊讶之余都心生敬意:“老周一辈子省吃俭用,家里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却做了这样的大事,了不起!”

　　在病危之际主动交纳大额党费,周智夫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对党特殊情感的自然流露。他用最朴实的行动践行了一名老党员、老革命铁心向党、一心为党、终身许党的信仰追求。

　　“只要革命需要,我愿意把生命献给党的事业”

　　干休所卫生所所长张杰军清楚地记得,2016年8月一次巡诊时,周智夫正因腰椎骨折在家静养。刚走到沙发前,周智夫就紧紧拉住张杰军的手说:“我们的领土绝不能被别人占了。”由于激动,周智夫说话的声音远高于平常:“只要祖国需要,我还要上战场,你们年轻人也要主动请战。”此时,电视上正在播放周边某个国家不断挑起事端的新闻。

　　周智夫的左肩窝处有一个弹孔,右肋处深深凹陷,一道长约10厘米的伤疤触目惊心。二女儿周卫平说:“这是战争留在父亲身上的永久记忆。”

　　一生低调谦卑的周智夫,很少提起这枪伤的由来。1946年4月,他任新四军淮北七分区独立四团二营四连支部书记。在安徽豪城外阻击国民党军队抢粮的战斗中,一颗子弹先是打中他的左肩窝,贯通右肺,又打进一位战友的小腿。冒着枪林弹雨,抬着担架,战友们把周智夫送到后方医院,又多次带他转院治疗。在当时极其简陋的医疗条件下,他幸运地捡回一条命,但右侧第六根肋骨被摘除,右肺叶被切除近三分之二,落下三等甲级伤残。

　　“我活下来了,可那个战友却因为截肢伤口感染而牺牲了。很多战友也在战斗中牺牲了。”真正让周智夫一生铭记的,并非自己的战伤,而是战友的牺牲。一想起这些,周智夫便老泪纵横:“当年战争环境那么恶劣,党始终没有丢下我。我现在这条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我们这一家子。”周智夫在《历史思想自传》中写道:“只要革命需要,我愿意把生命献给党。”

　　“我虽然走不动了,但还渴望去听听党的声音”

　　“放大镜、助听器、笔记本,这是老周学习的‘三件宝’。”老伴娄淑珍说,为了收听广播、上课学习,周智夫专门花1万多元配了助听器。每次干休所的通播系统一响,他总会示意家人安静下来,把手拢在耳边凝神细听,生怕漏掉一个字。

　　周智夫一辈子都笃信笃学党的创新理论。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辗转南北的工作生涯以及离休至今的30多年间,他始终热爱学习,抓紧一切时间读书看报、研读理论。

　　曾任支部书记的离休干部王清文对此印象深刻:“周老这两年身体不太好,但仍然坚持让家人推着轮椅送他到学习室。”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周智夫手拿放大镜把报告原文一字一句看了好几遍。他还从报刊上搜集资料学习,多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等字眼下着重标注。

　　握笔都困难的周智夫还由衷地写下了这样的学习心得:“热烈祝贺习近平同志再次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祝贺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这必将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有更大更快的发展!”

　　“革命军人四海为家,党叫干啥就干啥”

　　从东北到华东、从华东到西南、从西南到华北,周智夫曾经历4次跨省调动。在10余次部队整编、20多次岗位变换过程中,他始终率先垂范。

　　战争年代,党指到哪就打到哪；和平时期,党叫干啥就干啥。1957年初,一纸命令,周智夫调往新组建的重庆炮校工作。第二天,他带着妻子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拎着两个竹编箱就出发了。

　　原以为可以在重庆安家落户,但1968年6月,周智夫又接到去第二炮兵某基地医院任职的命令。于是,一家人继续从重庆赶赴云南建水。

　　家越搬越远,可条件越搬越差。由于住房紧张,全家人借住当地老乡家一间废弃的房子,生活十分艰苦。家人有时也抱怨,而周智夫却说:“现在全国都在搞建设,到哪里工作,都是组织的安排。我是党员,就要听党的话。”

　　很早之前,周智夫就立下家规:子孙后代永远不忘党恩。上个世纪70年代,边境发生战事。恰逢小儿子周卫民服役期满,刚被下了退伍命令。周智夫立刻要求他留队待命,随时准备报效祖国。周卫民当天便找到领导,申请推迟退伍。得知所在部队轮不到上前线时,他才返回江苏老家。

　　熟悉周智夫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工作狂。尽管兢兢业业、贡献突出,但在福利待遇上,却从不谋求特殊照顾。初到北京,他们一家四口和另一家挤在一个两居室里,一住就是10年。但他从未发过牢骚,也没有影响过工作热情。

　　建功不贪功,有功不居功。即便离休后,周智夫也从未向组织张过口、伸过手,对自身有“三个不超标”的要求,即住房、用药、用车不超标。离休多年,他一直住着90平方米的公寓房,直到2008年才搬入102平方米经济适用房。

　　迟暮之年,周智夫落实待遇标准更加严格。2014年7月,周智夫的骨质疏松病情加重,接连发生两次压缩性腰椎骨折。按照医嘱,卫生所购买了两种进口药。见药品的外包装跟以前的不一样,周智夫立刻认真询问究竟,得知“这是治疗用药,符合规定”,才放心使用。

　　执行家规,周智夫近乎苛刻。周智夫和大女儿周雪文都患有心脏病,随身备有速效救心丸。每次周雪文从重庆来北京看望自己,为了防止药品混用,周智夫都让周雪文在药瓶上贴上名签。面对不解,周智夫说,我的药是由公费保障的,不能“一人公费医疗,全家免费吃药”。周智夫和老伴都有心脏病,吃的药都是肠溶阿司匹林,但这么多年,两人一直严格分开用药。周智夫经常说:“我的待遇是组织上给的,我不能用组织上给的待遇,对家属进行额外的照顾。”

　　周卫平说:“小时候看到别人家从部队借公差,帮助做家务,而自己却要和父亲一起打煤球、劈柴禾,当时不太理解,觉得父亲很无能。现在看来,父亲真的很伟大。”

　　3月28日,周智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用行动为自己75年的党龄和94岁的高龄书写了最高尚的华章。（记者陈丽平 通讯员 李大勇 张圣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