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色——追记共产党员、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智夫

▲周智夫年轻时的老照片。记者 和冠欣摄

▲周智夫生前喜欢读报，读报时还经常做笔记。记者 和冠欣摄

▲周智夫生前所使用的书桌。记者 和冠欣摄

阳光下，一枚枚军功章熠熠生辉。周智夫生前睡过的床上，整齐摆放着一套绿色的马裤呢老式军装。二女儿周卫平抻平军服，“这是爸爸最爱的衣服，穿了30多年，缝缝补补了许多次。”岁月流逝，黯淡了军装的绿色，却厚重了一位老兵不忘初心以身许党的底色。

3月28日早上6时许，周智夫因病去世，他平凡而忠诚的一生定格在了94岁。这一个月，周卫平认真研读父亲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如今，再看这身军装和军功章，她似乎理解了父亲，也读懂了一位老党员、一位老兵的精神世界。

“我想交一次特别的党费”

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周智夫的家里，至今仍用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立柜、木床和折叠饭桌，简单朴素的家具和陈设，默默讲述着这家主人的朴素勤俭。而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人生走向归途的时候，一次性向党组织交纳了12万元大额党费。

晚年的周智夫百病缠身，胃下垂、冠心病、双耳听力下降，加上身患骨质疏松，站立稍久、走路略急、用力微猛就会骨折，2016年以来，一年中有七八个月只能躺在床上静养治疗。

“我要交党费。”去年7月的一天，周智夫把周卫平叫到病床边。女儿很诧异，“爸，您不是一直在交吗？”“我想交一次特别的党费。我下辈子还要做党的人。我时间不多了，也做不了什么事，只能交点党费。”

“他问我咱还有多少钱，我说别管多少钱，我够生活的，你自己怎么想就去做。”老伴儿娄淑珍支持周智夫的决定，她知道，他这个念头由来已久。

1924年，周智夫出生在苏北革命老区，年轻时目睹了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悲惨景象，也见证了新四军浴血奋战打鬼子的英勇壮举。1943年，年仅19岁的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第二年参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次战斗中，身为连队指导员的周智夫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左肩窝、贯通右肺，战友们一边与敌人殊死战斗，一边用担架抬着他转移，先后7次辗转治疗。在极端简陋的医疗条件下，他幸运地捡回一条命，但右侧第六根肋骨被摘除，右肺叶切除近三分之二，落下三级甲等伤残。

“他总是念叨，当时战争环境那么恶劣，党和队友没有丢下他。他这条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我们这一家子。”娄淑珍说。

不忘初心，报答党的救命之恩，成为了周智夫交纳大额党费的初衷。去年11月，交党费写进了周智夫的补充遗嘱。肺部感染住进重症监护室的他，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事办了吗？”

今年1月18日，周卫平和姐姐代表父亲，把12万元党费郑重交到中共中央组织部。1月20日，周卫平贴在父亲耳边说已经把事办完，戴着氧气面罩的周智夫，颤抖着双手接过党费缴纳收据，紧紧地按在胸口，顿时热泪盈眶，他给女儿伸出了大拇指。“他还举起手跟我击掌，以前他从没有这些动作，我知道他高兴。”周卫平说。

最后一次上党课

周智夫的卧室里，映入眼帘的是窗台上的书籍、报纸，两个发黄的本子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学习心得，旁边还有一个放大镜。

“放大镜、助听器、笔记本，是老周学习的‘三件宝’。”娄淑珍说，为了听广播、上课学习，一向节俭的老周专门花一万多元配了助听器。每次干休所的通播系统一响，他总会示意家人安静下来，把手拢在耳边凝神细听，生怕漏一个字。有了体会、遇到金句，他就记到笔记本上。

在周智夫的心中，党的创新理论就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辗转南北的工作历程，以及30多年的离休生活中，他始终热爱学习，抓紧一切时间读书看报、研读理论。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周智夫作为第二炮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到北京开会，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周卫平还记得父亲回到云南时，“老百姓敲锣打鼓，我在人群中看见父亲戴着大红花。”

“那时学习忙，老周却乐此不疲。凡是所里集中学习都积极参加，总是提前到场、坐在前排，还经常把文件要过去学。”干休所第一任政委朱南璋依然清晰记得30多年前的场景，那一年整党整风的学习持续了两三个月，周智夫一次课也没落过。

活到老、学到老。这几年，周智夫身体上的病痛并没有阻挡他学习的热情，“我虽然走不动了，但还是想去听听党的声音，受受党的教育。”凡是所里集中理论学习，他一次不落，勾着腰、拄着拐杖，有时让家人推轮椅送他到学习室，从来不迟到。年龄大了，听力越发不好，他就挑第一排离讲台最近的那个位置坐下。

2016年5月的一天，“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课辅导在干休所举行，上完课所有人都回去了，政委姜东军发现，坐在第一排的周智夫一直没有离开，便上去问他：“周老，已经下课了，您为什么还不回去？”

周智夫说话已经有些吃力，“姜政委，我感觉身体越来越支撑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上党课，今天特地留下来向你请假。”那一刻，姜东军被这位老党员的至纯党性深深感动。

党的十九大开幕那天，周智夫很想看看大会的盛况。那时他已经卧病在床，就让家人把他抬到客厅，从头到尾聆听了总书记所作的报告。第二天又拿着放大镜反复研读十九大报告全文，还将报纸送给子女：“你们传阅一下，要认真学习。”

“三多三少”的规矩

多为组织着想、多替组织分忧、多给组织添彩，少向组织提要求、少对组织讲条件、少给组织添麻烦，这个“三多三少”原则，是周智夫给自己定下的规矩。

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周智夫经历10余次部队整编、4次跨省搬家、20多次变换岗位。但无论怎样变，遵守党的纪律，坚守党员底线的信条却从未发生过动摇。

周智夫对自己严，对家人也不含糊，甚至有些让人觉得无情。上世纪七十年代，周智夫调任北京，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七院军管会副主任，这个时期，几个子女正值就业的年纪。身居要职的他却没有为子女跟别人打过一声招呼。

“曾经我要求过几次，我说，爸，以您这个资历的话，完全可以去个函打个电话，可以很快地把我调到跟你们一起。”大女儿周雪文当时一度不理解父亲。

“她爸就说，这么大了，跟着爹妈干什么。饭要自己吃，路要自己走，这样才有意义。”娄淑珍记得，二儿子周卫民从部队转业本可以回到北京，老周也不愿意叫他回来。

甚至在周卫平心中，父亲也有一点“窝囊”。

“我们姊妹5个，都没有沾过父亲的光。”初中毕业时，周卫平看到不少同学参了军，也想让父亲安排自己当兵，但父亲不仅不愿说情，还让她下乡插队锻炼。插队两年多，满以为父亲会帮自己安排个好归宿，但希望再次成为泡影，最后，周卫平自己在海淀区百货公司找了份工作。“这也导致我很要强，父亲不帮我，我就自己努力。”

2012年暑假，周智夫的大孙女带着孩子来北京看望他，期间孩子发烧急需到医院。孙女请爷爷要公车送被回绝，便私自以爷爷的名义向所里要了车。周智夫知道后严厉地批评：“我们家从没因私事用过公车，你这样做坏了规矩，以后不能这样子，否则就别来了。”

但孩子眼中窝囊的父亲，在外人眼里却是充满了无私，他多次将本已分配给他的住房让给急需的同事，离休时进了干休所，他还主动选择了别人挑剩的一套。

“不要留骨灰和骨灰盒，让它随着烟雾空气飞向祖国空中，再落入祖国大地，为发展农业再尽微薄能量。”临终前，周智夫这样跟家人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