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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红船精神:中共革命精神谱系再定位

2017年12月06日10:36    来源:半月谈

这是浙江嘉兴南湖上,按照当年画舫仿造的游船,供游人瞻仰

精神力量

政党精神,内蕴着一个政党的根本价值理念,外显着一个政党的基本历史形象。同世界上任何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长河都极其波澜壮阔、光辉灿烂,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培育的革命精神极其丰厚多元、鼓舞人心。上世纪20年代,国内政党乱象纷呈,有的政党由少数几个人发起,再拉拢几个军政界人士,就可以招收党徒、开展活动,但多数难成大事。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但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总结原因时就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定条件下,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邓小平同志曾说,“革命精神是十分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曾林平等人认为,如果没有时代价值,不能发挥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任何一种精神都会失去存在意义。中国共产党白手起家成大事,靠的就是精神的力量。

翻开中共党史,革命战争时期就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而广义的中国革命精神,还包括和平建设时期的精神,如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勇于改革、严于律己等,也包括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创造了无数奇迹,历经磨难而信念弥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千锤百炼而意志愈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就是因为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这些精神力量引起了从国内到国外、从东方到西方诸多机构、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从哪里来

站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共产党到了该梳理自己精神链条的时候了。同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相比,在过去几年间,社会和学界对红船精神的关注和研究都不够。

由于革命中心分散、历史人物复杂等因素,对于建党初期的精神,无论命题还是研究,长期处于空白。曾有人认为,中国革命精神源头是井冈山精神。倘若如此,就没有办法解释1921年到1927年间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嘉兴市委党校副校长徐连林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上缺少党的创建这个历史阶段,将不足以全面、完整地反映革命精神的历史,不利于党内核心价值形成和代际更替背景下的价值认同。而红船精神完善了中国革命精神链条的起点,实现了我们党精神创建史与发展奋斗史在时间序列上的高度一致。

中国共产党在哪里成立?客观来看,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都为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史料记载着,在红船上通过了党的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确定了党的名称,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完成了建党使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走上历史舞台。因此,可以用“上海孕育,浙江落地”8个字形容建党过程。

红船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尽管9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但以理论形态提出是2005年的事,直到今天才逐渐得到广泛认同。那么,红船精神的提出和确立为什么这么晚?

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副教授高凡夫等学者研究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共诞生地在上海,因而忽视了南湖会议和红船在中共创建史上的地位。再者,民主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否形成,曾一度在学界存疑。因此,就1921年到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提出一个让学界和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认可的概念,需要很大勇气。

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有一个过程。尽管红船精神是在2005年才提出来,但它对应了建党之初由史实所生发出的政党精神,诠释着中国共产党过去、当下、未来的历史智慧、历史逻辑、历史责任。

源流之争

关于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有的认为是井冈山精神,有的认为是红船精神。究竟谁是谁非?

恩格斯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毛泽东同志也做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的论断。因此,在红船上结束的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不仅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其革命精神的起点。

上世纪90年代,红船精神还没有概括提炼,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中,井冈山精神最早,因而成为源头。但随着西柏坡精神、苏区精神、红船精神等相继提出,就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把握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谱系。

各个阶段的革命精神中,有其内在的基因联系,要防止孤立性地看待。比如井冈山精神中的“实事求是、敢闯新路”,延安精神中的“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与红船精神中的“首创”是一脉相承的;井冈山精神中“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以及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的相关表述中,均有红船精神中“奋斗”二字的影子;红船精神中的“奉献”,在延安精神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表述中也得到了延展。

强调红船精神的地位,并非否定、贬低其他精神。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李忠杰认为,所有这些精神,追根溯源,都源自红船精神。因此,红船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是源与流的关系。这些精神各有侧重,又一脉相承、接力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完整的精神链条和整体精神风貌。

建党精神

红船精神提出至今整整12年,从中央有关部门到理论界,对红船精神的研究和讨论,呈现出一条从冷到热的轨迹。以红船精神为牵引,推动中国共产党政党精神建设借梯登高,显得迫在眉睫。

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是,近年学界对红船精神的研究,越来越集中于“建党精神”上。多位学者建议,发挥红船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统领作用,打造“建党精神”,从而推动形成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支撑和动力之源。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红船精神就是“建党精神”。

对此,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

首先,中国共产党需要“建党精神”吗?20世纪初,经历了从帮会、社团到政党等政治组织形态的中国,正处于政党林立的时期,各种组织、政党一一登台,也大都谢幕,有的甚至成了人民的对立面。这些昙花一现的政党很难说有其建党精神。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原主任陈水林认为,提炼“建党精神”对历经沧桑仍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

其次,红船精神是“建党精神”吗?根据相关史料分析,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政党理论就开始形成。来源主要是三个渠道:一是李大钊、李汉俊、陈望道从日本带回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二是蔡和森等从法国搜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材料;三是瞿秋白等把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真实情况全面系统地介绍到国内。在政党理论构成上,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组织原则,分别在红船上通过的各类建党草案中得到了体现。而建党精神就是一个政党创建过程中形成的理论纲领、奋斗目标所展现的精神感召力。因此,支撑红船精神的这些关键史实,同样是“建党精神”形成的最重要标志。

寻找初心

多年来,在全国社科理论界辛勤付出、大力推动下,红船精神研究已从一般性的学术讨论上升为体系上的全面阐述。中宣部将红船精神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重大课题,为红船精神研究工作提供了更高平台、更大空间。

红船精神趋热,说明了“寻找初心”正成为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

没有历史照进的未来,注定是苍白的。当我们今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时候,必须追根溯源,明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本着“从历史中塑造民族精神”的考虑,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探寻精神之魂,以此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而激发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红船精神趋热,时刻提醒着,党的精神建设是根治精神懈怠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经历的曲折和磨炼,超过了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党派,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建党时的13位代表,在28年革命战争期间,有的壮烈牺牲,有的面对困难挫折放弃革命,有的脱离党组织,有的叛党叛国,仅有2人站到了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红船所在的浙江,当年作为国民党的“模范省”,斗争环境极其恶劣——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浙江省委自1927年创建到1929年4月撤销,省委书记或代理书记换了近10人,其中多人被捕牺牲。今天重新讨论红船精神,就是为了提醒当代共产党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砥砺奋进。

红船精神趋热,提出了党员代际传承中强化党的意识的新命题。

当前,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新老党员之间在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诉求等方面存在明显代际差异。建党初心、精神之源是否会在代际更替中消退,值得高度警惕。团中央发起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育工程”,而从平均年龄28岁的13位一大代表身上生成的红船精神,给“青马”工程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

深化对红船精神等党的系列精神的研究,存在不少现实难点。比如,红船精神研究地域色彩明显,多集中于浙江,集中于党校等社科研究机构和党史研究部门,研究力量相对分散,与其地位不符。

另外,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在内的系列革命精神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碎片化、阶段性特征明显,有的相互割裂、相互冲突,缺乏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完整逻辑论述。

因此,应该整合研究力量,组建专门机构,建立保障机制,把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列入国家层面课题,为迎接建党百年做准备。红船精神进入理论界和公众视野较晚,尤其要加大研究力度,打造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权威资料中心,向海外推出包括红船精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世界政党舞台中央。(记者 李亚彪)

(责编:宋美琪、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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