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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姚依林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7年09月07日08:54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

  姚依林同志是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献身革命60年,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姚依林同志早在学生时代就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在上海读高中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抗日爱国运动激励下,姚依林同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在地下党员影响下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北平学联秘书长、党团书记等职。

  姚依林同志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到来作出重要贡献。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企图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国民党当局继续妥协退让,准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危急时刻,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发动学生举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在姚依林等同志具体组织和直接指挥下,数千名北平爱国学生涌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12月10日起,全市各校学生宣布实行总罢课,姚依林同志重点联系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帮助两校学生会和救国委员会组织各种专题讨论会。12月16日,北平部分大中学校学生突破军警阻拦,召开市民大会并于会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慑于人民爱国运动的压力,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随后,姚依林同志参与组织学生南下宣传,到工农民众中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的阴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姚依林同志调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中共河北省委积极筹划冀东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姚依林同志是冀东暴动的参与组织者。在他的提议下,河北省委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自卫会)。自卫会积极开展破坏敌人通讯线路、阻碍敌人物资运输和在伪职员中进行秘密宣传、收集敌人情报等活动,成为宣传抗日救国、打击敌人的重要力量。1938年5月,自卫会召开会议,作出冀东暴动的具体安排,并决定组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成立冀东抗日联军。自卫会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冀东暴动的公开领导机关。为同党中央接通电讯联系,姚依林同志设法建立秘密电台,使党中央的指示能够及时传达贯彻,有力指导了冀津地区的抗日斗争。经过周密准备,1938年7月6日,以港北起义为开端,有20万人参加的冀东暴动爆发。冀东暴动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震惊全国。

  1939年7月起,姚依林同志调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中央局秘书长等职。在彭真、聂荣臻等同志领导下,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参与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等各项建设的决策和政策制定,卓有成效地开展各方面工作。1942年5月,日军在冀中地区发动大“扫荡”,晋察冀根据地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姚依林同志组织分局机关同志种粮种菜,发展生产;指导成立工业生产小组,制造墨水、肥皂和炸药等。这些措施,为渡过难关、坚持敌后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5月,姚依林同志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商处副处长,开始担任根据地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工商处的任务由筹备经费转为准备战争。姚依林同志重点负责组织边区技术人员改进生产技术,制造武器弹药等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炸药以及迫击炮、手枪、步枪、手榴弹、地雷等武器大量生产出来。

  1947年11月起,姚依林同志历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业局长、工商处长、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工商厅长,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长等职。他遵循毛泽东同志“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为华北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和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尽心竭力,成绩卓著。1948年上半年,他主持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组织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物资交流,解决了边区的物资需求。为纠正华北地区土改运动中发生的“左”的偏差,他主持召开专门会议,作出禁止挖地主浮财、保护私营工商业等决议。之后,姚依林同志参与领导同资本家不法行为的斗争。他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带领中央贸易部的同志架起长途电话,指挥各地统一行动,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迫使资本家吐出大量囤积货物,为稳定平津地区经济秩序作出了贡献。

  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

  姚依林同志十分注重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他主持编制和组织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第七个五年计划,主持编制了第八个五年计划,始终坚持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作为经济工作的基本立场,一直强调要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他深刻指出,经济建设要“走出一条投资比较少、积累率不那么高、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道路”。他提出“过去不顾经济效果的毛病,一定要改变过来”“各项工作都要进行经济效果比较,从中选出花钱少、收效大的最优方案”“应把这条方针,贯彻到经济工作的一切方面去,各方面都实行‘优选法’”。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这一核心问题,今天仍然给予我们很多重要启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本届政府“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的施政理念,坚持把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切实用新发展理念统揽发展全局,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发展路径从以增量扩能为主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转变,促进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姚依林同志始终倡导和坚持实事求是,从不夸大成绩,也不掩饰实际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在领导经济工作中,他非常注重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提出符合实际的主张。在制定“六五”计划时,他强调计划要从“国力可能”出发,面向市场,面向人民生活,计划指标不要订得过高,要留有余地。在“七五”期间,他一再强调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的原则,主持制定了产业政策若干规定。他针对我国经济在迅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强调要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社会供求总量的平衡。他深刻指出“要使我们的整个经济工作,从此摆脱急于求成的积弊,真正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办各项事业都量力而行,循序前进,讲求实效”。这些真知灼见,是姚依林同志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把握客观规律的集中体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协助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姚依林同志积极推动分管领域的改革。他主持制定了计划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积极参与了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带的决策和实施工作。他强调指出,“改革经济体制的方向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开始繁荣,工矿企业开始有了活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体制改革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他十分重视政府部门自身改革,一再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部门要从观念上、工作上转变职能,在加强宏观调控、搞好协调和服务上下功夫。我们要不断从姚依林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汲取改革的智慧和力量,自觉运用改革思维谋划和推动工作,坚持不懈深化“放管服”改革,既进一步做好简政放权的“减法”,打造权力瘦身的“紧身衣”,又坚持做好加强监管的“加法”和优化服务的“乘法”,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经济发展新动能更加强劲,让社会迸发出更大活力,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何立峰:

  姚依林同志曾于1980年至1983年、1987年至1989年期间,两度兼任国家计委党组书记、主任。

  姚依林同志兼任国家计委党组书记、主任期间,在编制实施五年计划、推进农村包产到户、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工作部署,协调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

  姚依林同志具有强烈的政治担当,始终站位全局统筹推进工作。他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要求全委工作人员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有令则行、有禁则止,顾大局、听指挥,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上世纪80年代末,为落实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他强调指出,治理整顿必然要对现存经济利益关系进行某些调整,如果什么都一点不动,困难就无法克服,造成经济不稳定的因素也难以消除。同时,他还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调控,注意统筹兼顾、瞻前顾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要有利于治理整顿并为它服务。姚依林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和工作部署,有力推动解决了当时我国经济的供需失衡和结构性矛盾。

  姚依林同志具有宏大的战略思维,着力谋划大事抓好大事。他视野开阔、思想前瞻,在领导国家计委工作期间,反复要求全委干部要在思想观念上来个彻底转变,下决心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他先后主持编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七五”“八五”计划,明确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特别是“六五”计划,是我国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国民经济迅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

  姚依林同志具有高超的领导智慧,善于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突出矛盾。他经济理论功力深厚,对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和形势具有深刻的洞察能力和驾驭能力。上世纪80年代,针对我国几度出现物价普遍较快上涨的情况,姚依林同志指出:“物价大幅度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是同全社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没有控制住,社会总需求仍然超过社会总供给分不开的。不解决这个问题,物价上涨的趋势就扭转不过来。”在他的直接领导指挥下,有关方面及时采取措施,快速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在加强重点建设压缩一般性建设、推动农业发展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姚依林同志也都展现出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领导艺术。

  姚依林同志具有坚定的改革精神,扎实有力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他多次强调,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真正解决还在于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在各方面对实行包产到户存在较大分歧、认识尚不统一的情况下,姚依林同志明确提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这一观点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并体现到国家长期发展规划中。同时,他还积极参与了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带的决策和组织实施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姚依林同志具有务实的工作作风,始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工作。他一贯注重从实际出发,反对浮夸作风。针对当时不少地方大兴土木、建设摊子铺得过多过大的情况,他多次强调,计划和建设规模要从国力可能出发,面向市场、面向人民生活,计划指标不要订得过高,要留有余地;必须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能否稳定健康地发展。他的这些重要思想观点,对于稳步推进改革开放,确保国民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钟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姚依林同志曾长期从事商务相关工作。1949—1952年,姚依林同志担任中央贸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在建立和改造不同性质的商业、确立国营商业的流通主渠道地位、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1952—1966年,姚依林同志先后担任商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和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着力稳定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1973年11月—1978年8月,姚依林同志担任外贸部第一副部长,为开辟出口货源、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作出了艰辛努力和卓越贡献。1978年8月—12月,姚依林同志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积极搭建商业工作新架子,同时带领干部群众认真纠正极“左”错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姚依林同志为我国商务事业改革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坚持积极稳妥推动改革,指出“对外经贸必须要改革,而且这个改革可能是需要搞的最早一个”。他强调,要下决心克服改革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但必须“有步骤地进行”“采取慎重态度”。他坚持推进对外开放,认为“利用外资是完全必要的”,要保证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要求提高外贸质量和效益,降低进出口成本,发展旅游等服务贸易。他坚持发挥部门合力,强调扩大出口“光靠外贸部门是不够的,要同农业部门、商业部门结合起来搞”,要建立纵向、横向联系。

  姚依林同志给商务系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始终对党绝对忠诚,坚决维护和执行党的政策,强调领导干部要有战略眼光,把力量团结起来,争取工作全局的胜利。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强调要认识有利条件,也要正视困难。能够办到的事情一定努力办到,办不到的事就承认办不到。他高度重视调查研究,认为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前提,要深入调研利用外资、开拓国际市场等问题,“要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地去研究”。

  姚依林同志离开我们20多年了,他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一直影响和激励着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商务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可以说,没有姚依林同志等几代人的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就没有商务事业的今天。

  我们体会,当前对姚依林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紧密结合商务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把他的精神和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第一,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把准商务事业的正确方向。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商务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第二,我们要学习他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当好商务改革发展的实干派。深入研究商务工作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挑战,加强调查研究和论证,更好地履职尽责。第三,我们要学习他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担当,努力成为商务事业的开拓者。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推动商务事业实现新发展新提高新突破。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

  姚依林同志把毕生心血献给党、献给祖国、献给人民,他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姚依林同志祖籍安徽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青少年时期,姚依林同志就向往真理,追求进步,14岁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到清华大学,他的身影始终出现在抗日请愿队伍的最前列。1935年11月,年仅18岁的姚依林同志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北平学联秘书长、党团书记,踏上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终身的道路。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他和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同志组织指挥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此后,他参与组织了冀东暴动,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和华北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姚依林同志长期担任国务院财贸部门领导职务,参与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国家重大经济政策。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严重迫害,他仍然坚持原则,顽强斗争,为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付出艰辛努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姚依林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经济工作重要领导职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姚依林同志始终惦念着安徽的发展进步,牵挂着家乡的一草一木,他对安徽人民的深情厚谊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拳拳游子意,悠悠故园情。姚依林同志一生心系桑梓、情牵江淮,深深眷恋着故土家园。1975年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姚依林同志遇见贵池县委书记,向他详细了解家乡发展和梅街姚氏家族情况,表示“以后有机会一定回家乡看看”。由于公务繁忙,加之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在他担任经济部门要职时,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后来,他曾直率地说:“当时我还在位上,又分管计划财经,如果你们提出什么问题来,我怎么办?”但是每当家乡有人登门拜访,他都会仔细询问安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积极支持发源于安徽的包产到户和民营经济的探索发展。1983年,芜湖“年广九偷税事件”发生后,姚依林同志明确表示:“现在全国个体户600万,还不到1000万,我们是不主张限制的。‘傻子’偷税不对,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有傻子瓜子不是坏事,是拾遗补阙。”1993年5月,姚依林同志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就偕夫人回到池州,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回到故乡。考察期间,尽管时间很紧、身体有恙,他还是多次约见池州地委、行署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听取家乡建设情况汇报,从家乡长远发展规划到具体项目建设,再到九华山如何发展佛教文化特色旅游等,他都一一予以指导。当听到家乡打算筹建大电厂、修建铜九铁路和加大贵池区市政建设力度时,他非常高兴,给予充分肯定,并挥墨题下“艰苦创业,振兴池州”八个大字,勉励家乡人民奋发图强,建设美好家园。在姚依林同志的关心下,大电厂、铜九铁路等重大项目先后立项建设,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姚依林同志高尚的道德情操、无私的奉献精神、坚强的意志品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的崇高风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姚依林同志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长留在家乡人民心中,他的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敬仰。


  《 人民日报 》( 2017年09月07日 08 版)

(责编:黄瑾、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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