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警惕五种类型的“带病”官员

　　一段时间以来，落马官员中“带病提拔”的现象较为突出。针对这一现象，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对十九大之前各地做好换届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防范“带病提拔”，不仅能够疏浚干部队伍源头，而且对于削弱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有重要作用。因此，干部选拔任用要特别警惕和甄别带“病”干部的各种“病症”。

　　信仰缺失型的“蜕变干部”。政党是以信仰为基础凝聚起来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的政党。每一位共产党人在入党的时候，就选择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作为修身立德的毕生追求。尤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各种思想鱼龙混杂，各种诱惑充斥环绕，如果没有足够的精神之“钙”、牢固的思想之“魂”，领导干部就难以在大是大非和利益诱惑面前坚定立场，不为所惑。

　　从那些落马领导干部的忏悔反思当中不难看出，他们的腐化堕落，首先是从理想信念的动摇开始的。领导干部信仰缺失，思想蜕变，就会滋生各种问题：有的面对社会上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随波逐流，悲观失望；有的一旦仕途受挫，便心生抱怨，心态失衡；有的面对亲朋好友托关系打招呼，放弃原则，违规办事。思想上带“病”的干部，出问题是早晚的事。选拔干部时，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政治上是否忠诚可靠，是必须把好的第一道关。

　　经济贪婪型的“敛财干部”。人的本性是多重的，既有善好的一面，也有贪婪的一面。如果制度缺失，监督乏力，走向贪污贿赂就是件很容易的事。随着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边腐边升”的官员层出不穷。据统计，在有的省已查处的领导干部中，半数以上属于“带病提拔”，有的一把手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屡被提拔。

　　对于那些走向贪腐之路的领导干部而言，腐败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会更加助长侥幸心理，并进一步刺激腐败的欲望。如果在干部选拔中没能有效把好廉洁关，就意味着延长了他们腐败的潜伏期。从诸多的案例中不难发现，腐败犯罪的潜伏期与涉案金额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受贿几乎伴随升迁的全过程，甚至提拔重用的速度有多快，腐败的步伐就有多快。由此可见，敛财型干部潜伏的时间越久，其危害越大，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也越大。

　　资历造假型的“弹簧干部”。资历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些人为了获得晋升的合适条件或优势地位，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弄虚作假。2016年中央组织部通报称，在省管干部档案专项审核中，420人因档案造假受到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186人因档案问题被记录在案，未查清前不得提拔或重用。正是通过严肃认真核查干部档案，发现司法部原政治部主任卢恩光1990年的入党志愿书中，竟写了学习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的体会。经进一步核实，其年龄、党龄、身份、学历、经历竟全部造假。干部资历造假主要围绕“三龄两历一身份”进行。这些干部的资历犹如弹簧一样，可以任意伸缩：需要年龄大时就改大，需要年龄小时就改小；需要工龄提前时就提前；需要学历高时就改高，等等。

　　党员干部资历造假属于违纪行为。2015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67条规定：“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干部资历造假，既是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的表现，也为各种官场不正之风埋下隐忧。一个领导干部的履历信息可以随意篡改，暴露出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或者背后有不正当的利益交易。把好资历关，涉及到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政绩掺水型的“牛皮干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基础，也是管理监督干部的必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不断改进完善。但是，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尤其是绩效考核单一性过强，过分强调经济增长，难以摆脱“以GDP论英雄”的局面。在这种绩效考核指挥棒下，领导干部的升迁奖惩，被绑在了一系列与经济增长相关的量化指标上。一些领导干部奉行“数字出官，形象出官”之道，置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于不顾，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热衷于制造政绩的官员，往往显性政绩明显，隐性劣迹也很多，一旦不能及时发现其隐性劣迹，使其蒙混过关，其“病症”就会慢慢显现出来，原来的“小病”很可能会渐渐演变成“大病”“重病”，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这些官员努力制造政绩的本质是“官本位”思想作祟，而拼命谋官往往又与谋利难以截然分开。在错误政绩观的驱使下，许多弄虚作假的提拔晋升干部背后都有一本贪污腐败的肮脏账本。

　　生活腐化型的“贪色干部”。官员沾染美色、生活腐化一度成为官场腐败齐头并进的两大景象。一些腐败官员就是带着“贪色”这样的“病”一路高升的。

　　从法律上说，官员养情人除非构成重婚罪，否则并无明文规定禁止。但是在党纪上却是不能容忍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搞权色交易或者给予财物搞钱色交易的，属于违反廉洁纪律。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属于违反生活纪律。领导干部不同于普通人，他们的道德问题，不仅影响其个人，对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更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官员的私德、私行的要求高于普通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而且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和腐败之间往往也有着直接关联。从诸多贪腐案例中不难发现，一些领导干部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与私生活作风不检点有很大关系。权色交易不仅助长了贪腐之风，还冲击了人事制度的权威性，干扰了正常的干部选拔程序。“贪色”干部“带病提拔”，长期潜伏，其危害自是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