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楚水凄凉地，旧貌凭何换新颜？

“巴山楚水凄凉地”，“蜀道难于上青天”，是千年前唐朝诗人刘禹锡、李白对这片土地的感叹；“巴山巍峨耸九天，英雄鏖战忆当年”，是近百年前红军播撒革命火种，为新中国诞生鏖战的见证；“山高水低石头多，出门上坎就爬坡。羊儿下山要人抱，卖个猪儿要抬轿”是两年前巴蜀山区群众自编自嘲的生活再现。

而如今，生态为要，红色为魂，这片土地精神焕发出了新活力。一场脱贫攻坚战正在吹响号角。巴蜀人民正在这场新时代的战斗里，突破旧时的地理限制所形成的致富屏障，以金融精准扶贫实现旧貌换新颜。

惠民生：算清金融精准扶贫账

“冯书记，能带我去你工作的地方看看么？”很难想象，这是一位3年级的小姑娘在过春节时，对爸爸说话的口吻。在她眼里，过去两年来，几个月也见不上一面的爸爸似乎不像是一位父亲，更像是一位“书记”。

说起家庭来，冯劲松，这位曾经在战场上立过一等功，又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战线的第一书记也有一丝遗憾。然而，几乎是下一刻，他立刻就开始“叨叨”起了北斗村的那些事儿。

2016年3月，冯劲松来到巴中市恩阳区西南部北斗村的时候，这里道路不通，自来水、天然气都没有接入。村子里还是靠天吃饭，以传统耕种养家糊口，351户村民里288户都住在土坯房、危旧房中。

作为人民银行巴中市中心支行选派的定点帮扶“第一书记”，冯劲松反而被这种环境激起了一种越难越要上的劲头。“当时领导问我，老冯啊，你之前打过仗，立过功，现在还能吃苦么？第一书记可不是个轻松活儿。我就回答三个字：没问题！”

就在这句“没问题”后，冯劲松一头扎进村子里，开始调研，并结合人民银行的金融精准扶贫政策，与当地政府、村委及各类金融机构商讨，拿出了一系列方案。“我们当时的想法时，人民银行有各种金融扶贫的优惠政策，我们要用活各类精准扶贫贷款，引进发展产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发展，同时推动当地的产业。”

冯劲松开始踌躇满志布局后，很快发现，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在一开始的土地流转环节，就有村民产生了抵触情绪。

“我家的土地一直都是种田的，土地的条件好，能挣钱，你们给我500、600就想打发我，这不可能。”村民肖方友立刻跳出来，坚决反对。

这样的声音不止一家。面对质疑，冯劲松化身为“会计”，开始给大家算账。“就肖方友一家，我连续去了6次，开始他都不让我进门，后来大家坐下来，他渐渐得也听得进去了。以前一亩地，拿来种水稻、或者种玉米，一年下来1000多斤得收成，拿出去卖也就600、700。现在拿出去流转，一等（能种水稻）的地600，二等（能种玉米、红薯）地一亩500；此外，劳动力也解放出来了，你愿意去村上引进的猕猴桃、甘蔗产业园里工作，一天就是60，一个月干20天就是1200，自家旁边的小块自留地上也还能种点菜；除了土地流转收益和返聘务工收入，贫困户的话，既可直接获得村级基金增值收益分红，也可投资专合社或企业参与利润分红，每年大概获益4000元；或者你要是愿意自己做点小买卖，村子里也就支持你。”

这笔账一算，很多村民们立刻就转过弯了。“像一些不愿意改变的，我们就坚持、多次登门拜访，从他们的亲友开始说服，让乡亲们一起帮他算账。大家认识转变得也比较快。”冯劲松回忆起那段时间，各种挖空心思的说服工作，这笔“经济账”每天都得算好多遍。

当然，土地流转只是第一步，冯劲松明白，唯有发展产业才能获得持续支撑。为此，北斗村引入巴中市晨岚农业有限公司、巴中市大自然农业科技公司，流转土地1000余亩，探索“金融＋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贫困户”、“养牛——甘蔗——养牛”生态循环农业等种养殖产业扶贫带动模式，种植猕猴桃218亩，甘蔗216亩，发展渔业养殖60亩，黄牛养殖基地10亩。

“产业支撑的第一桶金，以及撬动后续贷款的担保基金来自金融系统的支持。作为北斗村的定点帮扶单位，人行巴中中支、市金融办联合组织全市金融系统捐款104万余元设立“北斗村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主要用于北斗村发放各类精准扶贫贷款，以及入驻该村发展产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进行担保和发生损失后的风险补偿，引导银行放心贷款。”冯劲松介绍。

目前，兴隆镇上的合作银行已运用该基金担保向入驻北斗村企业发放贷款300万元；同时，借助“扶贫再贷款+扶贫小额信贷”模式，向合作银行发放扶贫再贷款500万元，重点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切实降低贫困户信贷资金融资成本。目前，合作银行利用资金创新推出了“银行+企业+专业合作社+公司+贫困户”模式，向北斗村64户合作社社员，发放扶贫小额贷款320万元，带动每户增收近4000元。

促发展：压力激发竞争力

“说句老实话，扶贫工作不容易。我们这几年的体会就是，真扶贫的任务压力特别大。一方面这个工作必须扎实做，不走样，另一方面，算总账还不能亏本。农发行现在精准扶贫贷款利率大概在4.2%，而我们发债获取资金成本在4.1%。考虑到人工、网点等其他成本，我们在扶贫这一块确实面临极大压力。”农发行四川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熊钧直言金融机构的痛处：扶贫贷款单笔数额低，但交易数量大，频次高，同时利率相对较低，发放对象抵押物不足，信用记录相对缺失，的确面临较高的成本和风险压力。

毋庸讳言的压力，在必须完成的硬任务面前，有了新的含义。尽管商业银行的几位行长都在“吐槽”人民银行强硬、严格的考核机制，戏称其为“挑剔”，但他们也感受到了这番“严苛”后的苦心，这种“责任”下的机遇。

“放出去的钱要收得回，这也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说到底，无论是贫困户，还是金融机构，都讲究可持续。因此，培育优势产业，扶持龙头企业，借此带动农户、贫困户增收致富，正是大家探索出的一条道路。” 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货币信贷处处长刘本定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针对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对贫困户有带动作用的企业，借助扶贫再贷款，推出了一些创新型的金融产品。”

“禽畜活体质押”贷款即是其中一例。受益者旺苍县柏林禽畜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规模化生猪养殖企业。公司全年可实现自繁自养生猪3.5万头，被广元市农委评为市级龙头企业，养殖场被评为省级示范场。同时，公司还和贫困户建立了多种合作。通过固定分红、分散养殖、吸纳务工等多种方式带动贫困户发展。

“我们与贫困户的合作形式多样，约束力也较弱。在买卖过程中，我们坚决不收贫困户一分钱，不占他们一分利，主要是通过大家合作，形成规模效应。靠我们自己，每年不到一万头猪，在市场上、下游的议价力量相对薄弱，贫苦户要是自己养猪去卖，更是无法影响到市场价格。而通过这种合作，我们形成了一定规模，在和上、下游企业谈判时就更有优势。我们的利润起来了，给贫苦户的分红、或者通过销售带来的直接收益也就更高。” 柏林禽畜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柏林介绍。

然而，市场形势万变，公司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吴柏林回忆，“2014年，生猪养殖市场历经连续低迷三年，公司周转陷入困难。尽管有千万元的固定资产，但土地为流转而来，地上的固定资产无法办理产权证，不能办理抵押。求贷无门，加上市场的周期性低谷，一下子让公司发展进入瓶颈期。就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贵商村镇银行伸出了援助之手。”

“按照传统的信贷政策，柏林禽畜发展有限公司的确不好贷款。但是我们了解情况后，发现公司具有可持续经营的能力，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带动周边贫困户发展。于是，我们把公司的情况介绍给了当时正在蓄力发展的广元贵商村镇银行，并且和该行积极研讨解决方案，最终推出了禽畜活体质押贷款，根据贷款户禽畜活体市场价值最大50%的贷款系数进行授信。从2016年至今，先后两次使用扶贫再贷款基金，按照基准利率向柏林禽畜发展有限公司发放贷款400万元。” 人民银行广元市中心支行主持工作的侯丰荣副行长解释。

凭借这两笔贷款，柏林禽畜发展有限公司实现了“逆袭”。“这些支持可不仅仅是给企业的。我们一直密切关注柏林禽畜对贫苦户的带动，确保扶贫再贷款不沦为金融机构‘垒大户’的工具。在我们的督导下，柏林禽畜利用贷款，在市场低谷时期以租赁、折资入股分红的方式整合九盛家庭农场等8家养殖企业，带动1000多户贫苦户发展养殖产业，贫困户人均实现年增收6600元，实现了多赢。”刘本定处长强调。

金融服务的创新不仅让企业受益，带动了贫困户的发展，同时也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金融机构开始享受与之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益处。

在人民银行的引导下，商业银行逐渐从畏难情绪中走出来，把压力转化为发展的动力，推出了具有自身特色优势的金融服务。

国开行牵头推动“基金+贷款+债券”三位一体的融资模式，在达州市宣汉县、万源市启动异地扶贫贷款搬迁后续产业扶贫试点；农发行新增了扶贫批发（转贷）、扶贫过桥、旅游扶贫、教育扶贫、网络扶贫、光伏扶贫等新的贷款品种；农业银行对贫困地区基层行信贷计划、财务费用等资源配置单列，开辟信贷事项“绿色通道”，优先在定点扶贫县推广使用。

通过网点布设的下沉与数量的激增，金融服务的精准对接和不断创新，金融机构正在农村金融服务的蓝海中赢得先机。 可以说，商业银行从锦上添花，转变为雪中送炭，这背后不仅有担当责任的勇气，更有借力政策窗口期扩大业务的魄力，以及创新发展的智慧。

优治理：政治工程中的市场逻辑

在不少人眼中，精准扶贫是政府工程，更是一项政治任务。这种强调“公平”的硬任务难免会与金融机构的市场逻辑、追求效率存在矛盾之处。但在央行工作者的眼里，全面从严治党，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绝不是纸面文章或高喊口号的政治责任，而是切实发挥金融手段的基本履职目标。

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李铀就明确，“我们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指令去强迫商业银行扶贫，也要保证商业银行的发展，并且引导其走上一条扩大经营范围，打基础、利长远之路，这样才能避免扶贫工作沦为纸面文章，真正激发商业银行的动力。”

在这种思路下，人民银行广元中支的同志将金融精准扶贫总结为“为什么扶贫”、“资金从哪里来”，“怎么贷”、“贷得到”、“用得好”、“收得回”等六大问题，并以“市场化、产业支撑、风险可控”为原则，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政策引导是从认识上解决“为什么扶贫”，同时也给出方法论，厘清“资金从哪里来”、“怎么贷”、“贷得到”的问题。成都分行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加强沟通，把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纳入了对贫困县政府党委班子的目标考核，推动各地党委政府重视金融扶贫，支持金融扶贫，运用金融解决扶贫资金问题。“虽然只有2分，但也引起了地方政府部门对这项工作的重视。”李铀介绍。

不仅如此，在强化金融精准扶贫的政治考核意义外，人民银行也充分尊重市场逻辑。通过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引入央行扶贫再贷款工具，增强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扶贫贷款投放能力；同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调动金融资源，并通过风险补偿机制、保险、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位贫苦户增信，为金融机构缓释风险。

“扶贫贷款，特别是扶贫小额信贷形式上是扶贫资金与信贷资金的结合，实质上是依靠财政资金撬动、通过金融资本，促进农村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多种生产要素货币化、资本化、市场化，实现农村金融紧密融合、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银行是市场经济等参与者，银行放贷必须遵循市场法则。因此，只有把市场化运作贯穿于金融精准扶贫全过程，金融机构才能积极主动参与，金融精准扶贫才可持续。”广元中支副行长侯丰荣进一步解释了人民银行引导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内在逻辑。

在这样的机制下，“贷得到”日渐成为现实。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四川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2823.4亿元，同比增长18.6%；同时，金融机构已向省内47.36万户贫困户家庭发发了个人精准扶贫贷款，占全省贫困户家庭数的24.2%，而按照家庭成员统计，个人精准扶贫贷款覆盖率达到了28.8%，信贷资源加快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聚集。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用得好”与“收得回”。究其本质还在于：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应有之义。其实，金融精准扶贫固然需要疏通资金传导，输血“贫困户”，但更重要的是借此激发贫困户自造血的能力。

在实践中，不少贫困户存在“不知道贷款干什么”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农村产业基础薄弱，精准扶贫贷款缺乏合格承贷主体。因此，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放在更加突出等位置，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与金融资源互动共赢，让贫困户看到产业发展希望，才能促进其“敢创业，敢贷款”。也唯有真正带动当地产业发展，才能实现金融精准扶贫资金“用得好”，从长远来看也能摆脱扶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收得回”。

“金融到底给社会带来了什么？在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引导下，四川各金融机构推进的金融精准扶贫实践，正是一份生动而充实的答卷，”人民银行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傅国文表示，“借力金融扶贫再贷款，人民银行引导各机构创新性推出了‘扶贫再贷款+’的多种模式，让整个金融体系集中发力，让央行闸门流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充分体现总书记提出的‘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完善党领导金融扶贫的体制机制’的要求，让金融精准扶贫真正成为了破解三农问题的民生工程、金融机构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发展工程与党领导下的优化社会治理的政治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