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规矩”的历史镜鉴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出来的“赶考规矩”，为中国共产党保持“两个务必”，经受执政全国的历史考验提供了保证，为新时期治国理政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历史警示中的“赶考”承诺

所谓“赶考”，历史上是指参加科举考试。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进京赶考”特指从西柏坡走向全国的执政之考。67年的执政赶考，67年的奋斗实践，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超越自我的“赶考”史。“进京赶考”，既是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深刻忧思，又是走向全面执政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三百周年之际撰文《甲申三百年祭》，文章客观叙述了李自成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在凯旋京城、推翻明朝政权后，由于腐化、分裂进而败亡的过程和教训。毛泽东极为赞赏，在随后的《学习和时局》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5年7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与傅斯年、章伯钧、左舜生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与黄老进行了著名的关于中国历史上政权兴亡周期率的对话。黄老坦率地说：“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后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在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没有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头脑，沉浸陶醉在即将取得执政地位的喜悦中，而是在苦苦思索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命题：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能不能长久执政和为人民执好政？“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切中时弊、振聋发聩的“两个务必”，既是为解决党内可能存在的危及党执政的“四种情绪”的灵丹妙药，又是实现中国共产党“赶考”承诺的谆谆告诫。

二、西柏坡立下的“赶考规矩”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加强纪律性”作为“一个中心环节”，明确“立规矩”，从制度上规范工作程序，从纪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强调“守规矩”，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规矩的树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加强学习，统一认识，树立“规矩”意识。

学习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秘诀、应对任何挑战和风险考验的法宝。对于政治纪律与规矩的贯彻执行，同样需要加强学习。思想统一、信念一致，才能同心同德。鉴于许多地方存在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在中共中央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尖锐指出，“这些状态必须改变。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首先要从思想意识上引导大家加强对“纪律性”的认识，不仅要求党内高级干部要学习相关论述，认识纪律性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还及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批评，在党内营造出强烈的舆论氛围和思想共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毛泽东就学习《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专门做了批示：“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中共中央决定重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并为此写了前言，集中论述了加强革命纪律对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指出：在我们行将夺取全国规模的胜利时，集中的革命纪律性，便具有头等的决定意义。同时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负责同志，认真学习列宁这篇著作，为消灭现在工作中的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而进行必要的斗争，使全党全军达到真正的统一。

另外，毛泽东指出:“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故在理论上要提高和普及。他要求:“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理论学习问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他指定十二本马列经典，分为革命和建设两大部分，起名“干部必读”，发给与会者，号召全党学习。

通过加强学习、统一认识等多项措施，大大加强了全党全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中统一的现象，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为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以及胜利后的军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整风肃纪，纯洁党性，形成“规矩”氛围。

1947年至1948年，针对部分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组织中存在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等问题，根据全国土地会议关于整党工作的部署，各解放区党组织密切结合土地改革进行整党。整党肃纪的范围包括党的高级领导机关，下级领导机关，高级干部，下级干部，以至于一般的党员。这次整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是“打通思想、调换干部、整理组织及规定纪律诸项工作，以便在党内去掉平分土地障碍，在思想上、组织上取得一致，提高党的纯洁性。”二是“由下而上整党肃纪，召集村农民大会及区、县、省、边区各级农民代表会，由群众审查并改选各级干部，公开党员及党的支部，建立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并建立各种经常的民主制度，反对官僚主义。”

这次整风肃纪，是中国共产党继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大行动。一方面纯洁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农村党组织，大批贫雇农入党并被提拔为各级干部。另一方面，通过整党，增强了党员的阶级观念和组织纪律性，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改进了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使人民军队获得了稳固的后方，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最后，这次整党为党解决农村基层组织不纯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又为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三）健全制度，统一领导，确保“规矩”保障。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下，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军队长期处于游击战争中，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被分割为许多独立分散的单位，因此各地方党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这就难免存在政策不统一、各自为政、重大事情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等问题。为此，中共中央意识到在党内、军内加强纪律性已经迫在眉睫，需从革命全局出发，进行了系统研究、思考，建立相关的制度，采取相关的措施。

作为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建立党内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第七部分专门谈了“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让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并指出中国共产党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需要强调统一和纪律，只要统一集中起来，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大家都服从纪律，就能战胜一些错误的倾向和外界的不良影响。九月会议最后通过的《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具体规定了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党务等方面的中央权限。

此外，还通过《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健全党委制》、《必须以严肃科学态度对待宣传工作》和《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等决议和指示，进一步健全了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新闻制度等等。在实施全面战略大反攻关键时期，抓住整肃全党全军纪律性这个关键环节，有效维护了党的统一领导，强化了党中央的权威，民主和集中得到了统一，增强了全党全军的执行力和战斗力；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根据中央划定的权限，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措施，有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规范了机关内部及上下级之间的文本管理、行文格式等等，成为制度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为完成新民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经验。

（四）“两个务必”、六条规定，形成赶考“规矩”。

知史达变，鉴往识来。深谙国情的毛泽东明白，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由农民起义建立的新政权，抑或是封建王朝的历史更迭，都是开国时期励精图治，逐步创造太平盛世，而后因胜而骄，因骄而衰，由衰而败。站在由农村到城市、由战争到和平、由革命到执政、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转折的历史方位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将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比作“进京赶考”，希望全党同志在历史性的转变中，能够避免因胜而骄，能够坚持两个务必，能够肩负起执政光国的历史使命。

此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六条规定：“一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些都是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同志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的告诫，也是直接针对党内革命胜利后可能滋长的享乐主义、功成名就的告诫。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这些规定，成为了最早带有制度性质的预防执政党腐败的有效措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身作则，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和影响下，解放区军民怀着对建立新中国的坚定信念，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与党同心同德、团结一心干革命，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无所畏惧。

三、“赶考规矩”的历史启迪

经过60多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成功地实现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受住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和社会进步，交出了一份满意的考试答卷。考出好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人对“赶考规矩”的遵守，离不开对“两个务必”一以贯之的坚持。

（一）立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不以规矩则废，家不以规矩则殆，国不以规矩则乱。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规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党章，这是全党最高的规矩。二是党纪，包括党内制定的各项纪律，每个人都要遵守。三是法律，我们党带领人民制定法律，共产党员也要带头遵守法律。四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因此，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首要前提就是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用科学的制度管人、用有效的制度管事，方能确立规矩准则、明确规矩指向、预设规矩红线。与此同时，如何科学有效地制定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相关制度，系统化、科学化、常态化、长效化是制度建设刚性要求。“当前与长远”“普遍与特殊”“连续与创新”“稳定与动态”“必要与可行”等关系务必要科学统筹、有机衔接。

（二）讲规矩。知之深切，方能行之自觉。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首先，要让自己成为“学规矩”“懂规矩”的人，熟悉和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条文和程序规定，准确把握规矩执行的各种要求、标准和尺度。其次，要让自己成为敬畏“规矩”的党员。做为一名党员，要对党内规矩心存敬畏，时刻紧绷规矩的弦，将严守规矩作为坚定信念，内化为生活习惯和规范，外化为行为准则，努力做到“思”而出乎理智、“做”而有所顾忌、“行”而不忘法纪。最后，要让自己成为“讲规矩”“有纪律”的合格党员。要提高规矩和纪律的意识，加强自律，努力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要学习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以更强的党性意识、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要求自己，永葆一名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守规矩。规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执行规矩，否则制度就成了纸老虎、稻草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要有坚持原则、不打折扣的执纪过程”。“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弄明白法律规定我们怎么用权，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党的纪律是铁的规矩，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严守党纪是每一名党员的行为底线。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认同我们党内的规矩，就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宗旨意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党员是置于规矩之内的党员，严格按党性原则、政策法规、制度程序办事是最基本的要求。严守党的纪律与政治规矩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使命，共产党人要把规矩变成一种信仰、信念，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把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真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