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赶考”：逻辑生成、核心追求与现代意蕴

1949年3月，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进京赶考”的重大命题。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革命圣地西柏坡，再次重申“赶考”这一命题，深刻指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六十多年来，几代共产党人艰苦卓绝、前赴后继，“赶考”依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是在特定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之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有其特定的生成逻辑，特别的核心追求，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一样的特别呈现。“进京赶考”，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实践、创新性发展，正成为我们党始终焕发勃勃生机的前进动力，正指引着我们党不断取得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新的伟大胜利。

一、逻辑生成

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生成体现出四个逻辑关系，即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和实践逻辑，洞察和明晰这四个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进京赶考”，不断地坚持和坚定“进京赶考”，积极进取奋力实现“进京赶考”。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进京赶考”提供了理论准备

上世纪20年代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风云激荡，各种新思潮层出不穷，人们的思想经历着空前的解放和变换。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元培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备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涌现，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共产党宣言》的传播，为当时中国的变革提供并开创了极其珍贵的思想启蒙和社会环境。

1921年8月，中共一大会议完成了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但在复杂的民主革命实践中，我们党也发生了种种“左”的、“右”的错误，早期中国革命虽有成功的喜悦，更有失败的痛楚。革命的经历提醒我们革命要取得成功，不能照抄西方，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及其思想的阐述，是毛泽东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长期思考和探索的结果，是对党的集体智慧的概括和提炼，是其思想认识逻辑发展的必然。”正是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本国国情、正确判断时代特征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此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历史逻辑——五千年文明史特别是近代革命史为“进京赶考”提供了动力和镜鉴

在长达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儿女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世界上以其独有的特色和辉煌曾经领潮流和时代之先，并将这种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5世纪。直到乾隆末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居世界第一位。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脚步的加快，中国很快落伍了。

1840年爆发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仅仅五六十年间，几乎所有西方和东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签订了数百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疯狂掠夺。截至1901年，中国8次对外赔款达19.53亿银元，相当于清政府当年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6倍。据有关学者研究，如果加上货币的兑换和外国银行的高额利息以及各种实物资源的白白被掠夺，中国近代被外国侵略者、殖民者掠走的财富不少于1000亿两白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仅仅遭受来自海上的外国侵略就达480次，沿海几乎所有重要港口和港湾都遭受过列强入侵。日本于1894年6月，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到1900年充当八国联军侵华的主力；从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侵华战争，狂言“3个月内征服中国”，把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正式确定全面抗战路线，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倡导并践行广泛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从而汇聚起民族解放的洪流。”

1944年初，抗战胜利在望，郭沫若写了近两万字的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3月19日，《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通过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叙述李自成领导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政权，成立大顺朝政权后，由于首领腐化并发生内部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和教训，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作了总结。毛泽东指示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要求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文件进行学习。该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多次印成单行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基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与社会阶级基础的判断，认为中国革命战争，极有可能“重犯胜利时骄傲自满的错误”。

（三）文化逻辑——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度为“进京赶考”提供了丰富给养

科举制始于隋、唐，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政治录用实践长期演进的结果。由于科举制的实施，中国的选官制度第一次具有了公开性和广泛性。“科举制打破了世族贵胄对权力的垄断，几乎把政治录用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学而优则仕”，由此，中国社会由门第社会迈入科举社会。唐太宗曾望着鱼贯而行的新科进士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科举制的最大优势是合理配置人才，它为中国基层的乡村政权建设，奠定了文化基础，为地方社会和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科举制有助于社会整体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的提高。科举向全社会开放，每个个体只要努力学习就有可能进入仕途，这就吸引更多的人走上‘识字—读书—考试’的道路，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由于百姓识字率的上升而相应地得到提高。长期的经书诵读，在不自觉中实现了道德熏染、内化和对自身行为约束的规范。”“科举制度是中国帝制时代后期整个社会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是一个核心的制度。科举制度存续的一千三百年间，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官僚政治、文化教育，包括对文学乃至于社会心理都产生了非常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献身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修养修为等等思想，为共产党人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丰富给养和有益启迪。如果说，科举时代的赶考是为了实现个人抱负的话，那么骨子里深深浸淫在传统文化中的这一代共产党人则是带着他们的情怀、胸怀、激情和理想，为了社会和国家的未来，义无反顾地集体“进京赶考”。

（四）实践逻辑——大革命和大生产实践为“进京赶考”提供了宝贵的考前培训

毛泽东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我们党率先提出“抗日救国”的主张，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成立“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成为伟大抗战精神的主要培育者和模范践行者，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抵抗日寇的经济封锁，曾经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被盖，没有菜、没有油吃，没有纸写的极端困难地步的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党、政、军、民、学都参加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菜地；王震率120师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毛泽东将大生产运动看成人人有份、个个有责，谁都不可以置之身外的普遍的运动。那时边区的军队，“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他说：“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大生产运动还通过发展机器工业生产，增强了对工业、技术和管理的认识，增强了对整个经济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对不久的将来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认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奋斗目标。他动情地说：“如果说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二、核心追求

我们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心中就涌动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和激情。因为当时的特定环境，党的一大只通过了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1922年7月党的二大讨论通过了正式章程，“开宗明义宣告党是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主旨是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发表纪念文章总结到，“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集体“进京赶考”，核心追求是人民利益至上，核心角色是甘当人民群众的学生，核心能力是自我革新的能力。

（一）核心追求：人民利益至上

在建党初期，共产党除了发展党员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在党的二大上，就提出了“要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在1934年1月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确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是什么任务也不能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积极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进行土地改革，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广泛建立人民政权，全面实行由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选举，人民群众第一次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吃苦在前，牺牲在前。“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全国有4万名党员，但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共产党员，已十倍于此。全国解放前夕党员发展到了300万，但全国有名可查的共产党员烈士就有370万人。”亿万人民一心向党，人民群众才会“最后一把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含泪送他上战场。”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经验时特别强调：“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反复强调：“我们有困难，人民更困难，我们任何时候都首先要想到人民，我们宁可自己吃苦菜，也要把粮食分给群众，宁可自己盖稻草，也要把衣被分给人民。”这一点， 在老一辈的开国元勋中特别明显。“聂帅（聂荣臻）曾经流着泪说：‘阜平不富，死不瞑目’。”1978年初，习仲勋复出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第一次外出考察，到了逃港现象最严重的宝安县，看出外逃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地经济极端贫困。他认为要对外开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风。此后，习仲勋带领广东人民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导了特区的建立。

（二）核心角色：甘当小学生

我们党始终认为当好学生不仅是优良的作风，也是我们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法宝。毛泽东在谈到他做社会调查时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不仅仅是调查研究，延安时期实施的“精兵简政”，是来自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坑道战、“零敲牛皮糖”等战法，无一不是甘当小学生，向群众学习的结果。“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总是强调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一切依靠人民，要‘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和拜人民为师。”

学习，是学生的使命所在，是我们党的力量所在。从党的历史来看，党内一直有着读书的良好风气。当年在延安，毛泽东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毛泽东博览群书，他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1938年，他提出党内要“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39年，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 毛泽东曾说：“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是何等恢弘的气度啊！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即达1万余种，近10万册。

1969年16岁的习近平，在黄土高坡上“带一箱子书下乡”，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有时吃饭也拿着书”。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布里廖夫专访时谈到自己的爱好，“我个人爱好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指出：“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

2017年2月2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脱贫攻坚形势和更好实施精准扶贫进行了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这个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执政党领导层的专门学习制度。中央政治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学习保持政治上的坚定、理论上的清醒、战略上的主动，从学习中寻找应对风险和考验、克服“本领恐慌”的有效方法。

（三）核心能力：自我革新能力

唯有不忘初心，方能继续前行。早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英明论断。2013年习近平在西柏坡参观时说，“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破立并举，相互促进。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纪律建设，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完善党风廉政建设法规制度。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从严管人、管事、管物、管钱的制度不断出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4年来，已有200多名中管干部因腐败问题被审查。在坚持打“老虎”的同时、打“苍蝇”也绝不手软。中央出台“八项规定”，遏制“舌尖上的腐败”，治理“车轮上的腐败”，惩治“月饼盒里的腐败”，严禁“贺卡上的腐败”。这种“大小齐抓，不留死角”的工作做法，表明了中央在反腐败上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和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的坚强决心。

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目的都是形成科学管用的防错纠错机制，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是的，共产党也不是什么神仙，也会犯错误，但能从失误中警醒，并以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彻底纠正错误的，正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三、现代意蕴

“进京赶考”，在新的历史阶段肩负着新的使命。新形势下的“赶考”必须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共同团结国内外、海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面落实“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共同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一）全面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为适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是党治国理政的价值引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党中央作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决策，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集中力量建设“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建设实际上基于各国文化认同，遵从世界多种文明共存，尊重世界多极发展模式，它体现了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以及共赢精神。无论国家的大小强弱，都是“一带一路”平等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它涉及几十个陆上的、海上的、中国的邻国以及中国周边的国家。习近平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

（三）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以天下为己任，与时俱进提出并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理念。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上，清晰而明确地向世界传递了这一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后的上合组织峰会、中阿合作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第70届联合国大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一直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到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一次次深入阐述并相继付诸实施了这一主张。

四、结语

面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的“赶考”远未结束。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种种艰难险阻，但只要我们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克服一切阻力，继续谱写“赶考”征程新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