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赶考精神”助力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战争这一伟大斗争取得全面胜利之时提出了振奋人心的“赶考精神”，告诫全党干部、全军指战员要保持作风不改变，将我们的革命精神、战斗精神继续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六十多年来，我们党和人民继续保持“赶考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战斗拼搏，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轻视，更不能忽视“赶考精神”，要在历史和逻辑上认识到“赶考精神”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的统一关系，要认识到“赶考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的应有之意。我们要继续大力弘扬“赶考精神”，助力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打破“历史周期论”，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赶考精神”与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是历史的统一

据相关学者考证，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政治术语，“赶考精神”的提出最早出现于中国共产党人告别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时关于“进京赶考”的一段对话——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呀。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副主席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尽管相关学者在考证中发现，这段出现在毛泽东同志侍卫阎长林所著的回忆录中的对话均未记载在毛泽东同志或周恩来同志的论著或其他相关文件资料中，但其后的诸多研究和著作，均考证并引用了这段对话，从学理上证实了这段对话，即“赶考精神”出处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尤其值得我们我们注意的是，也正是这一段对话，将“赶考”一词脱胎于中国科举制度中的通俗含义，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赶考”一词赋予政治内涵，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赶考精神”实质。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赶考精神”与中国各阶段的伟大斗争都是紧密结合并统一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进京”执政为代表的伟大斗争是“赶考精神”的历史起点。

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提出“赶考”时，中国共产党人刚刚结束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带领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目标高歌奋进。回溯“赶考”提出的历史及思想根源，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和考证，我们可以确定的是，1944年郭沫若发表在《新华时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和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提出的“历史周期率”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就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重要文献列入了整风文件，在进京前又在全党、全军提出了“两个务必”、六条规定，印发并学习了“进京手则”——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在“进京”前，甚至早至延安时期就已经认识到了即将面临的新阶段的斗争，已经认识到了即将到来的“赶考”的重要性。事实证明，在“赶考精神”的助力下，新执政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历史周期论”困住手脚，并没有被带入历史的怪圈，并在随后的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不仅没有“退回去”，没有失败，而且巩固了人民的政权，为新中国建立了独立并比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在“进京赶考”这件事上，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同志给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取得了举世瞩目、无可争议的好成绩。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伟大斗争是“赶考精神”的新起点。

尽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赶考”和“赶考精神”没有被党或者舆论界宣扬或讨论，但“赶考精神”仍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而生生不息，“赶考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种内在的、深层的、默认的精神气质，这种精气神助力着中国共产党人迎接新的“考试”。1978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巨大的勇气面对国际、国内诸多挑战，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方案，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赶考”中交出了重要的答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从来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走来，也从来不会忘记自己一路走来的经验和成功的法宝，在时代需要的时候，我们出奇制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世界格局风云巨变，国际共产主义战线土崩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际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反华势力跃跃欲试，企图用颜色革命和思想污毒将我们这个正在蓬勃成长的社会主义新生国家扼杀在幼年时期。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更加高举毛泽东思想这一锋利的思想武器，与敌对势力作斗争，并最终使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引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却逆风而上，引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在这场事关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严峻“考试”中，由阎长林记录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赶考”的对话引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重视，并在全国引发讨论和学习。越是在危机时刻，越是能发现思想武器的威力。我们相信，正是在这场伟大斗争中，“赶考”从记录在文献中的对话，上升到了全国人民认可的“赶考精神”。2002年，胡锦涛同志带领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来开西柏坡去北京时，曾形象的形容为进京“赶考”；我们这一次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西柏坡，可以说是来“上学”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这场“考试”的继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重提“赶考”——“赶考精神”就真正成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价值与追求，以“赶考精神”为代表的西柏坡精神同延安精神等一道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在此之后，两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十多人次参观了西柏坡，这正是对“赶考精神”的重温、回顾和强调。

（三）“赶考精神”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中继续和升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当下正面临着各种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历史形势的下挑战。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后，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到，“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主要包括“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问题。加之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诸如南海问题、“萨德”问题等使我国的国际、国内形势更加复杂——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赶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挑战，习近平同志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可以看出，在当前的环境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延续着“赶考精神”，但同时又将“赶考精神”进一步升华，将以意志、品质为主的执政建国的“赶考精神”和以改革、突破为主的建设发展的“赶考精神”上升到以创新、全面为主的治国理政的“赶考精神”，这毫无疑问的使“赶考精神”在各历史条件的伟大斗争中实现了历史的统一。

二、“赶考精神”与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是逻辑的统一

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走过的奋斗历程，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寻梦之路，是需要党和人民携手与共、进行伟大斗争的崛起之路。我们可以看到，在面临各个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的“赶考”时，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弃过“赶考精神”，这是由“赶考精神”与伟大斗争的内在逻辑统一决定的。深刻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这一场“赶考”，不仅需要对“赶考精神”历史发展的纵向分析，更需要对“赶考精神”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的剖析——要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深刻认识“赶考精神”在各历史阶段的伟大斗争中的逻辑的统一。

任何一个阶段要取得“伟大斗争”这场“赶考”的好成绩，都离不开对国情的清晰把握和对社会性质的正确认知。毛泽东同志一直反复强调认清国情，尤其是社会性质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取得“赶考”胜利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就是“赶考精神”与各个历史阶段伟大斗争的内在逻辑。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 ——这就是当时的“考试”。基于当时我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求得民族独立；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压迫的民主革命，求得民族解放。“毛泽东思想”给这场“赶考”交出了优秀的“答卷”。这份“答卷”是建立在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入了解和严谨调查的基础上取得的，科学地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重要问题，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斗争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二）历史把这场“赶考”交到邓小平同志手中。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这次会议作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将关注点转移到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之中，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斗争——基于同样的矛盾分析方法的逻辑，邓小平同志认识到一场新的“考试”正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面前。邓小平同志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我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更为科学的概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这段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在正确判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作出了科学判断——“邓小平理论”给这一时期的“赶考”交上了满意的“答卷”。

（三）在20世纪走向21世纪的二十多年间，以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领导的党中央全面继承邓小平同志在这场“赶考”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斗争。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改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却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关系也应得到重视。党的十五大对这一时期主要矛盾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概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继续“赶考”提供了重要动力。胡锦涛同志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仍然是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认识，《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党和国家工作中还存在缺点和不足，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在新世纪，胡锦涛同志立足新的历史条件，在继续坚持主要矛盾不变的基础上，对其主要方面的一些矛盾的变化进行了深刻的把握，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既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夯实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又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切实解决上述新问题，就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全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作能力，抓住发展机遇，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切实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我们可以看出，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这些事关国家发展、民族兴盛的重大思想都有一个基本的动因——即运用“矛盾”的方法论，分析每场“赶考”的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适时发展，并以一以贯之的“赶考精神”应对各历史阶段的伟大斗争。可以明确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也同样会将这一方法论运用到当下“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赶考”中去，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的“赶考精神”在各历史阶段下的逻辑的统一。

三、“赶考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的应有之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赶考”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但“赶考精神”的历史延续和精神升华并没有停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国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不仅是如何跳出“历史周期论”，更有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等新的情况，都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考验与挑战。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斗争中，习近平同志深入实际，立足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对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进行了科学把握。

习近平同志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但在经济上，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时期；政治上，“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制度优势充分发挥、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在文化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越发恐慌，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围追堵截、蛊惑人心，无所不用其极，文化安全亟待加强；在社会建设上，我们已经步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全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体制、机制性问题仍然存在，就业压力、经济转型、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还需重视，社会稳定已经进入风险期；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生态危机、环境恶化已经越发严重，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可以看到，新的历史阶段下，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赶考”的严峻形势不容小觑，中国共产党人所秉持的“赶考精神”不容懈怠——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的应有之意。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退缩。习近平同志指出，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围绕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要任务，“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都聚焦于这个总任务、归结于这个总任务。我们要紧紧扭住这个总任务，一代一代锲而不舍干下去。”在这样的认识下，习近平同志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在经济上，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政治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在文化建设上，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社会建设上，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进行谋篇布局，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我们要继续加强社会建设，切实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在生态建设上，“我们要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突出地位，把生态文明理念深刻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习近平同志又以这些微观层面出发，在宏观上提出了“四个全面”的发展布局，以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斗争的胜利——“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同志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上，汲取先辈取得伟大斗争胜利的经验，将“赶考精神”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把握当前伟大斗争的特点，不断带领中国人民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已经取得并将继续获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我们相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历史、给中华民族、给全国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这份“答卷”不仅包括“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等“治国理政”新思想，也一定会拥有更多新的科学内涵。我们应当坚信，我们共产党人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时，“赶考精神”都会是题中应有之意。

结 语

毛泽东同志曾把掌握全国政权比作进京“赶考”，并且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不能从北京退回去，退回去就失败了。从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走出西柏坡建立新中国，终结了近百年来的中华民族耻辱史，让中国人民从此告别了“挨打”和“挨饿”的恐惧，并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到习近平同志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坚定不移的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启了新世纪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篇章，让中国人民自此骄傲的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相信，“赶考精神”不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落伍、而失效；我们坚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赶考精神”一定能够助力伟大斗争的胜利。我们共产党人，永葆初心，永远在路上，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惧斗争，不懈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