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地球村

引子：考场在哪儿?

考场在哪儿？考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赶考的首要问题。

1956年8月，毛泽东主席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一个甲子年之后，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

从“球籍”看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全球视野。而我们的考场，就是地球村。

不管经历过多少次赶考，以前的赶考，一言以蔽之，曰“考球籍”，其主旨是考中华民族生存的理由。

这场赶考，我们终于通过了。

接下来的赶考，远未结束。考场依然是地球村，而考题是什么?

考题是如何摆脱让全人类头疼的窘况。

具体包括：世界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生态恶化、发展失衡、金融危机、局部战争、贫困加剧、民粹主义抬头、世界在某些政党的操纵下“向‘右’走”等等。

所有这些考题，都属“疑难杂症”，其难度无异于一组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的猜想。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世界上500多个政党都要回答，其中，中国共产党的答卷至关重要，这不仅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还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远大襟怀和先进品格。

所谓考出优异成绩，就是为破解地球村所有这些难题提供 “中国方案”。

不仅如此，赶考有“相对赶考”和“绝对赶考”。

“相对赶考”，就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赶考。既包括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以及实现中国梦等目标，也包括应对人类共同发展难题等等。

“绝对赶考”，就是共产党人的终极目标，实现共产主义。

无数次的“相对赶考”，是我们最终通过“绝对赶考”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既要站在当下全力赶考，又要站在未来反观赶考。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建设的论述，为在地球村完成“相对赶考”和“绝对赶考”提供观察视角并提振赶考精神。

一、赶考资质：“优秀考生”的两个特质

优秀考生，必有优秀特质。

对比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赶考中的“失利”，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保卫球籍”获得大成功，引来无数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大讨论，面对林林总总的答案，还是让我们回归原典，看一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提炼。

作为优秀考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在哪里？

《共产党宣言》，提炼出了两个优秀特质，而且只是两个。

其一，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不分民族的人民的共同利益。

其二，共产党人在历次世界性的运动中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两个优秀特质，都是基于全球视野的考量。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这么提炼？

因为这两个优秀特质，是连接“相对赶考”和“绝对赶考”的枢纽。

共产党人的奋斗史，是通过无数次“相对赶考”以最终通过“绝对赶考”，把地球村变成“共产村”。而妨碍未来共产主义“绝对赶考”的拦路虎，恰是民族主义。但在“相对赶考”的路上，共产党人将无数次遇到如何对待民族主义的问题，可能正是民族主义，导致了“相对赶考”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并最终使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更加曲折。

对此，恩格斯一方面忧心忡忡，一方面胸有成竹。

恩格斯“忧”的是，民族差别将严重地妨碍团结，而团结才是“绝对赶考”成功的门票。

恩格斯“喜”的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生来就没有民族偏见，他们的修养和举动都是反民族主义的。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够消灭民族隔离，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恩格斯在他那个时代还欣喜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党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

基于以上两种情绪，悲欣交集的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出的方向是：

一是消灭民族差别，排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独立。这是“相对赶考”要完成的任务；

二是各民族团结起来，最终通过团结迈向共产主义。这是“绝对赶考”要完成的任务。

而从“相对赶考”到“绝对赶考”的最终转圜，是“民族独立”。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落后的、被压迫民族国家的政党，首要的任务必须是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民族独立是严肃讨论内政的前提；对外，是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内的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是人类一切健康和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

并不是表面独立就算真正的独立了。如果一个民族是因为依附发达国家或民族而进入文明阶段的，那么，恩格斯会毫不客气地宣称它没有生命力，永远与独立无缘。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独立的任务还远未完成。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成功，既是因为追求民族独立，也是因为依赖民族独立。

因为追求民族独立，使赶考有了最切实的着力点；因为依赖民族独立，即便在改革开放时期也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不陷入“依附”地位，使赶考有了最强健的发力点。换句话说，民族独立是民族富强的前提，民族富强是不被开除球籍的保障。

当初谁最想开除我们的球籍？

是一切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当我们摆脱被开除球籍危险的时候，遇到的只能是围堵。所以，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间，我们的赶考任务不仅是冲破围堵，而且要形成对围堵的反包围，其实质是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其应考策略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两个优秀特质发挥到极致。

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赶考经验。

面对统一的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坚持把解决民族问题同解决社会总问题相结合，制定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如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我党立即着手民族调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民国政府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面对全世界2000多个民族，我们秉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坚持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合作。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非常绝望，认为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不公正、不公平。为此，G20杭州峰会不仅邀请了成员国领导人，还邀请了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以及哈萨克斯坦、埃及等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使得杭州峰会成为G20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峰会，而中国正是改革现有经济秩序风潮的引领者。

赶考全球村，还会遇到更多的来自民族主义者的围堵。对此，马克思曾经预言，压制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它因此永远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尽管它总是在标榜“自由”。

20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政党赶考的巨大成功，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反对民族主义；同理，20世纪末不少马克思主义政党赶考失利，一条重要教训就是民族主义抬头。

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共产党宣言》“两个优秀特质”的极端重要性。关于这一点，列宁曾更清楚地指出，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又保留民族利己主义的不可侵犯性，而国际主义则要求：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虽然，经济全球化的形势已经今非昔比，但共产党人的两个优秀特质，永远是赶考的资质，舍此，不仅“绝对赶考”遥遥无期，“相对赶考”也会一败涂地。

二、赶考战略:新“农村包围城市”

《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人的全球赶考战略做了一个生动的描述，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资本造成了一个极度对立的世界，一边是农村，一边是城市。资本发展的结果，是贫困的农村屈服于繁华的城市。

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结构”与之类似，他认为工业化过程也同样造成一个对立的世界，一边是工业区域，表现为现代城市；一边是传统农业区域，也就是农村。二元经济形成的初期，现代产业所在地就像“飞地”，就像传统产业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

但马克思的“二元结构”并没有止步于此，马克思要说的是，资本的积累和集聚，会形成一套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不断复制“农村和城市的对立”。“农村和城市的对立”，在《共产党宣言》里既是一种最初的表现形态，更是一个千古妙喻。全球发展的趋势，无非是制造各种各样的“农村”和“城市”以及它们之间的对立。

资本全球化带来的这种对立包括：

农村和城市的对立；

未开化或半开化国家和文明国家的对立；

落后民族和先进民族的对立；

农民的民族和资产阶级民族的对立；

东方和西方的对立；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对立；

边陲和中心的对立；

…………

而所谓未开化或半开化国家、落后民族、农民的民族、东方、发展中国家、边陲等等，无非是“农村”；所谓文明国家、先进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西方、发达国家、中心等等，无非就是“城市”。

全球化，就是这种对立化，同时也是前者对后者的屈从化。

对这种“农村和城市对立”机制的描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次写道，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只不过，这里的“城乡”，是广义的。

马克思恩格斯把“农村”和“城市”扩大了，扩展到了全球。整个地球，形成了广义的“农村”和“城市”，以及“农村”对“城市”的屈服。而马克思关于劳资矛盾、贫困积累与资本积累、剥削与压迫、殖民地与殖民者、革命与剥削等思想的展开，都是在这种“农村和城市对立”的框架下进行的。繁荣“城市”的繁荣，正是贫穷“农村”贫穷的原因。把“农村和城市对立”推及到全球，就是世界市场的形成，而始作俑者就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

正是资本的全球化，造就了“农村和城市的对立”，也造就了世界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生态恶化、发展失衡、金融危机、局部战争、贫困加剧、民粹主义抬头、世界在某些政党的操纵下“向‘右’走”等等让全人类头疼的病症。

这些病症不是发生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而是发生在全球。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地球村，就是要消除全球沉珂，总体策略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真正的共产党人也是天生的国际派。赶考地球村，就是一个国际派反对另一个国际派，只是反对的手段不再是暴力革命，而是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

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本质上就是要改变“农村和城市的对立”，改变广义的“二元结构”。

一带一路沿线的70多个国家，加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构成了广义上的“农村”和“边陲”，欧美等发达国家则构成了广义上的“城市”和“中心”，实施“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就是联合发展中国家以及相对落后的民族，通过发展本国和本民族经济，形成对“中心”的包围之势。

如果说当年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是在中国大陆上展开的，那么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办厂，则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农村包围城市”运动，这个宏大战略是当年“农村包围城市”的放大样。

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几乎都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内成功的，因此也可以看成是“农村包围城市”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而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转型，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高速发展生产力。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我们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越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完全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于是，世界形势发生了逆转。

泥菩萨救不了苦难者。只有把自身做大做强，才有可能“兼济天下”。中国共产党人，有“兼济天下”的精神抱负；而今天的中国，则有了“兼济天下”的物质基础。而且不仅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更有发展中国家走向富强的改革经验。

“精神抱负 + 物质基础 + 改革经验”，构成了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底气。而实施这一赶考战略的目标，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创造性地“复制中国经验”。

我们的过剩产能，如钢铁、水泥、光伏、平板玻璃等开始走向一带一路和世界各地，有的甚至进军北美，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转移过剩产能，而是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复制并创造各种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经济奇迹”。 换句话说，中国企业进军世界市场，带来的绝不是资源枯竭、生态恶化、发展失衡、金融危机、局部战争、贫困加剧，而恰恰相反，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竭力保护资源、保护生态、互利共赢、促进和平、摆脱贫困。近四十年来，我们国家的发展，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要做的，是复制经验、规避教训，让新的发展理念惠及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习近平主席向世界承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要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是互利共赢之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要实现‘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习近平主席的承诺，是对共产党人两个优秀特质最生动的诠释。

实现“五通”，造福各国人民，单靠某些企业“走出去”还远远不够，必须在沿线各国全方位、军团式、抱团状、立体化地分享中国发展机遇。说白了，就是在更高水平上复制中国近四十年的“造城运动”。

我们既然可以在一个小渔村建起深圳，既然可以在马来西亚建起碧桂园森林城市，既然可以打造智能化城市杭州，我们当然可以以此为标杆，在沿线国家造就更高水平的“深圳”“碧桂园”“人间天堂”。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有经验，我们赶过考。如果说做不到，只是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

以钢厂和矿产为例，我们一些企业走出去，建立甚至直接并购当地企业，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只是在当地复制了一个“中国钢厂”或“中国矿产”，很难真正实现“五通”。

实现“五通”靠什么？

有两个思路。

思路一：向产业链高端迈进，即迈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这需要技术进步。

思路二：靠整体产业的抱团出海，即让所有相关产业联动。这需要政府的力量。

必须实施思路二，才能真正实现“五通”。

碧桂园森林城市，始作俑者是建筑业，但今天已经成为六十多个产业的“集团军”“大会战”。

当碧桂园森林城市已经成为全世界亮点的时候，新“农村包围城市”的样板也就营造出来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模式也日趋明朗化。即我们不是要输出一个钢厂、一个水泥厂，或者一个平板玻璃厂，而是要“造城”，造全人类向往的“太阳城”。东南亚已经有了“样板”，而欧亚大陆还没有，我们需要新的更大规模的“碧桂城”。

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几个拥有过剩产能的产业，而是几十个先进产业。包括教育、医疗、服务、文化、金融等产业在内。

这才是我们赶考地球村的策略。

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意义，还不仅仅在此。因为当今世界，依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在中国成功了，但基本上还属于江船火独明的阶段，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愿意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的时刻，我们的机遇来临了。中国的产业转移、“造城运动”以及实现“五通”，深层次里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渗透和扩散。

能否完成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目标，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对围堵中国的反包围，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共产党宣言》消除“农村和城市对立”的目标，甚至关系到未来“绝对赶考”的成功与否。

三、赶考秘籍：十大备考原则

赶考地球村，需要把握十大备考原则。

1.先易后难原则。世界五大洲，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考题也有难易。在发达国家鞭长莫及的国家和地区，率先行动。即便是在一个区域内，因为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等原因，也造成各种巨大差异，比如同是东盟十国，同是中亚国家，情况也千差万别，选择最容易的地方突破，是赶考全球村的制胜之道。

2.示范效应原则。在发展中国家复制“中国奇迹”，可以是复制一个项目，也可以是复制一个产业，更可以是复制一座城市。但无论复制什么，都必须是世界样板。这个样板，远离资源枯竭、生态恶化和贫困加剧，从而让其他国家纷纷效之，最终实现多米若骨牌效应。

3.众建中心原则。要完成边陲对中心的包围，必须“众建诸侯少其力”，即建立与中心分庭抗礼的另外的中心。如“金砖国家”是对“七国集团”的分权，“亚投行”是对华尔街的分权。类似的技术中心、产业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要广而建之，越多越好。

4.集中优势原则。社会主义的优势是能集中财力办大事，一带一路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造城运动”，都需要大量资金，除了国际产能合作外，政府的力量至关重要，而政府力量还不仅仅在于财力，更重要的在于动员力和公信力。以PPP项目为例，目前各级政府主导的PPP项目，多用于国内，用于国外的太少，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

5.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一带一路战略，代表的是全球化和再全球化的力量，而即便是参与国也在某些领域有反全球化的倾向，更遑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英国的脱欧等反全球化意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原则。马克思站在有利于世界革命的角度，不止一次地盛赞自由贸易，认为它是最符合人民心意的东西。美国提高关税和恢复强大制造业的同时，开始实施“工业互联网”计划，其战略意图显而易见，待“工业互联网”计划实施成功，就会减低关税，与中国决一死战。可惜的是，恩格斯早就看出保护关税的弊端，认为保护关税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无穷陀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把它转到头。

6.有备无患原则。投资国外，赶考全球，风险可想而知，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我们需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手段进行详尽的战略勘察，甚至大规模的实地勘测，避免盲目投资。这不是企业自己能够完成的，需要政府介入并引导、组织。

7.立体作战原则。赶考地球村，不仅有经济考卷，还有政治考卷、文化考卷、军事考卷，这就注定了我们的赶考必须是全方位的立体“超限战”。以文化而论，无论东南亚的佛教文化圈，还是欧亚大陆的伊斯兰教文化圈，都需要文化跟进，这注定是一场价值观的赶考，我们的应对策略目前还不十分清晰。比如，没有传媒的大幅度跟进，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将受到话语权的制约。

8.尖兵突破原则。毛泽东主席论攻城时提出“三个一切”：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新“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同样把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分为三种情况：对薄弱点坚决夺取，如纺织业进军美国南部；对中等守备的据点相机夺取之，如华为VS苹果；对守备强固的据点最终夺取之，如信息、军事、航天等领域的高新技术必须局部超越。

9.香烧两头原则。贯通一带一路，需要兵分两路，香烧两头，即建立与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的密切合作，通过一带一路两端发力，向东欧与中亚渐次深入。

10.共同愿景原则。联合一切发展中国家实现边陲对中心的包围，依赖的是共同愿景。设计、描绘、传播、磋商、达成共同愿景，讲好中国故事和世界故事，寻求各民族的新的精神图腾，是赶考地球村的必备功课。

四、赶考愿景:共产主义并非不可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共产主义虚无缥缈，遥遥无期”的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对共产主义的“绝对忠诚”，是顺利通过“绝对赶考”的法宝。

这种“绝对忠诚”，既源于信仰，也源于科学。正像当年马克思敲响资本主义丧钟时一样，不是基于道德的义愤，而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和揭示人类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把世界分为“农村”和“城市”的同时，还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起点，这个“农村”起点就是中国。马克思说，如果世界历史的一极是西方，那么另一极便是中国，西方世界和人类世界未来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国的命运。

马克思预言说：如果中国能够通过革命实现复兴，那么，未来的中国就会重新恢复大陆贸易，并使大陆贸易与海洋贸易结合起来。

而“使大陆贸易与海洋贸易结合起来”，就是今天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对鸦片战争后中国命运的走向，马克思“大胆预言”道，西方列强非要把中国拉入世界贸易体系，而当时的中国极端不情愿，但是，一旦中国真的加入了世界贸易，中国经济将把火星抛到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地雷上，从而引爆全球！

这个关于中国“农村”的预言正在成为发达国家“城市”惊慌的现实。

但是，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就此打住。

马克思写道：“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由“最先进的民族”主导世界市场，人类才能进步。

从大清王朝拒绝贸易自由，到今天中国力主全球化和再全球化，这是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大逆转，是世界历史的大逆转，也是“农村”对于“城市”的“大逆袭”。

赶考地球村，在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复制出一大批“中国奇迹”，将会出现这样一幅情景，全世界物质极大丰富，技术获得空前发展，而同时产能过剩会更加突出，因为世界市场总是有边界的，如此，世界将会有两种命运。

命运之一：从广义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分化出第三极，出现一批经济发展水平超越发展中国家并接近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更加强大。

命运之二：从广义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分裂出一部分走向具有不同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国家。

无论是哪一种命运，都是“相对赶考”的胜利，都是对“绝对赶考”的接近。

对资产阶级的资本扩张，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

中国资本的对外拓展与之相反，承载的是真正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无论G20峰会、亚投行，还是金砖国家以及各种中国政府主导的自贸区，都秉承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由此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将作为制度因素，或多或少地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吸收、复制与创新，从而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构成强有力的挑战。

挑战成功，出现“命运之二”的情形，我们就会更加接近“绝对赶考”的日程。纵使挑战不成功，出现了“命运之一”的情形，那也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尚未完全发挥出来，而其发挥过程又必然是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的胎胞里逐渐成熟的过程。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由此达成。

当然，我们主观上希望后一种命运，因为那将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高潮。

这种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赶考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在全球的胜利，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的实现，因社会主义中国的加入和引领而加速。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的真意。

余论：从西柏坡出发

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提出“赶考”前，会见了米高扬。7年后，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球籍”问题，而八大是一次太特殊的会议，56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团出席大会，兄弟党代表 “大腕儿” 云集，其中就包括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利特，还有苏共领导人之一的米高扬。

为什么邀请外国兄弟党参加我们党的代表大会？

没有别的解释，最令人信服的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炼”，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点，就在于两个优秀特质。从“相对赶考”到“绝对赶考”，中国共产党人的表现尤为出色。

从西柏坡出发，赶考地球村，我们还需要而且也正在发扬着这两个优秀特质。

但地球村，还是太小了。

资本的流动不断冲破疆界又自设疆界，地球村的疆界已经被冲破了。

更广大的考场，在太空领域。

从时间上说，赶考共产主义，遥远而非臆想，我们只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

从空间上说，赶考太空，辽远而非虚妄，我们只是巡天遥看一千河，我们还需要揽月摘星。

面对浩渺的时空，我们的赶考才刚刚开始。

时空变幻，不忘初心，我们需要常常回到西柏坡，铭记赶考精神，追寻赶考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