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进京“赶考”背后的历史意识与精神资源

2013年7月11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不久，习近平来到西柏坡，重温中共中央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赶赴北平的历史，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1]60多年间，一前一后，一往一来，两位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关头，都提到了“赶考”，谈及历史，把对历史的思考和面临的考验联系在一起。这是领导人具备强烈历史意识的直接体现，是一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思维方式，通过由今观昔的方式达到以古鉴今之目的。历史意识可以通过对历史的深刻认识而对未来进行准确判断，从而及早制定应对之策。毛泽东将中共中央赶赴北平喻为“赶考”， 是基于历史意识而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胜利后面临的风险与考验进行的科学预见，从而能够防患于未然，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引领人民群众走向胜利。“赶考”背后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宝贵的精神资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应加以继承，以为解决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找到解决之道。

一、中共中央进京“赶考”背后的历史意识

1949年3月23日，即将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离开驻地西柏坡赶赴北平。对于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普通的一天，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又是值得永久纪念的一天。此时距1921年7月，12位代表聚集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足28年，距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尚不满3年。从五十几位党员发展到四百万左右，从未有一兵一卒到拥有三百多万军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共中央驻地的这一次迁移，不同于以往，不再是转移到敌人薄弱的地区寻求发展的空间，而是从偏远的农村走向中心城市，将由领导农民革命走向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策略的成功和实现。这一步的跨出，看似轻巧，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奋斗多年的结果，是转折性的历史时刻。跨出这一步，中共中央从农村指挥所走向了未来的首都，而中国将由革命转入建设的新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对于中国，这都是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

历史关键时刻的抉择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后历史发展的方向。稍有不慎，即或一时的疏忽，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甚至出现形势上的逆转。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实例，尤其是农民起义往往在极盛时期转瞬而衰，乃至失败。此类反复出现的现象背后有着相似的原因，只是农民领袖未明其由，不究其细，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虽有多种，但在主观上，农民领袖缺乏历史意识和对未来的预见，不能不说是主因之一。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关键时期。似曾相识的历史情境再次出现，相同的历史考验再次到来。历史的周期律能否打破，革命政党能否顺利取得胜利并巩固胜利，能否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从此持续发展，避免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盛衰交替的境况，这毫无疑问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巨大挑战，也是时刻萦绕在中国共产党领袖脑海中的待解之题。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赶赴北平。毛泽东和周恩来谈笑间，对于未解的中国历史难题成竹在胸，中国共产党将以进京“赶考”的心态来应答。

“赶考”背后透露的是中国共产党领袖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一种认识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用联系的观点把现在和过去、未来看成一个整体。具备历史意识，可以通过对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以避免当下和未来重复过去的错误。具备历史意识，可以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思考探究历史发展规律，清楚地认识当代人的历史使命，认清前进的方向。正是因为具备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航道中曾经摧折农民革命的那些险滩暗礁，引导中国共产党这艘航船巧妙地避开了。正是具备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毛泽东引领中国人民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二、“赶考”背后的历史意识避免了传统农民革命的旧辙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2]这肯定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但是农民并不是天生的成熟的革命阶级，尤其是在中国长期的传统社会中，农民身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其自身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难以克服的一些弱点和缺陷。这些弱点和缺陷不仅影响着农民个体的发展和前途，而且往往在农民革命的关键时刻作为消极因素集中地表现出来，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成为导致农民革命成败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中，农民革命失败者多，而成功者鲜。尤令人扼腕者，不是客观上统治阶级力量的强大，而是主观上农民内部的矛盾与领袖思想上之堕落及作风上之腐化，导致局势的逆转，或将胜之际的顿挫。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无不如是。对于这样的历史过程和结局，“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很深的研究”[3]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自是知晓，并且要尽力避免的。他不仅自己想办法，也希望别人提供有益的帮助。早在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曾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4]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时，历史的情景再次在毛泽东的脑中闪现，他坚定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5] “决不当李自成”，就是要避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重现明末农民大起义类似的结局。要避免重蹈覆辙，就要充分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针对以往农民革命在胜利前夕，往往麻痹大意，对敌人的阴谋诡计防范不周，而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甚至导致革命半途而废的情形，毛泽东洞若观火，于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那些“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要求全党同志丢掉幻想，不仅要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而且要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将伟大的人民战争进行到底”，决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6]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决议《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再次强调：“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我们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7]针对国民党借和平谈判以保存实力的阴谋，毛泽东在指挥战争的紧张和忙碌中，先后为新华社写了《评战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数篇评论，对敌人的隐蔽动机和侥幸心理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同时，为了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认清敌人的真面目，又同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节的和平谈判。

针对以往农民起义往往在胜利前夕骄傲自大、贪图享受、纪律荡然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面对因为胜利可能会在党内出现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以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攻击，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8]在革命成功之际，毛泽东亲自做出了表率。1948年8月15日，他在给吴玉章的信中，针对吴玉章打算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的想法，坚决地予以反对，明确指出“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也是错误的”。[9]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发言，再次重申“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并指出请马恩列斯是做先生的，而不是做陪客的。[10]此外，在七届二中全会时还制定了几条没有写进决议的规定，即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只有这样，才能在思想上引起足够的警惕，在作风上坚持优良传统，把党和军队的革命性保持到底。毛泽东不仅适时地提醒了全党同志，而且带头遵守这些规定。当从西柏坡赶赴北平的路途中，得知保定、北平等地准备开庆祝大会时，立即让周恩来电告华北局，予以制止。

正是因为“赶考”背后的历史意识，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够针对以往农民革命常犯的错误，采取相应的策略，把革命继续推向新的胜利。

三、“赶考”背后的历史意识规划了新中国的发展方向

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推翻了旧政权，获得胜利的农民革命，不过创建了一个新王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治乱循环。正如黄炎培在延安和毛泽东的谈话中所说的历史“周期律”，无论“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11]中国共产党则希望找到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如何才能找到摆脱困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呢？温故方能知新，瞻前还需顾后。以往的农民革命往往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或是完成初期目标，或是达到高潮之后，常常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其结局不是失败，就是步入了传统王朝的旧轨。这是因为之前的农民领袖对于革命运动的发展缺乏预见性，不能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将革命导向新的发展阶段。结果，“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去”[12]，中国的社会发展缓慢。

毛泽东早就懂得预见和领导的关系，1945年5月3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论断进行了阐释，说预见就是“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因此“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13]预见不是对将来的猜测，而是对未来的预判。怎样才能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预见呢？这需要在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正确认识中找到其内在的规律，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据此做出符合规律的预判。这就要求不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寻找现成的答案，而是站在高处遥望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对其来龙去脉一目了然。由此可见，对未来的清晰的、准确的预见，是自觉地、正确地运用历史意识的结果。

在诸多社会科学理论中，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科学预测的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 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的，因此“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因此，不同以往的传统农民领袖，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其他政党，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走上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新道路，摆脱中国历史治乱兴衰的局限。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1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但是并不是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有步骤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15]正是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意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规划了未来的发展道路。正是有了这样的道路自信，才会有进京“赶考”前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果决和坚定。

认准了前进的方向，还要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只有走稳每一步，才不会在前进的路上摔跟头。为此，中共中央在进京“赶考”之前，认真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备考”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绘制了蓝图。在政治上，明确了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16]，明确了政体（政权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准备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包括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在经济上，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及其性质）。在外交上，制定了“不承认”的外交政策，即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

正是具备了历史意识，尤其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毛泽东把中国的未来之路引向了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方向。正是具备了历史意识，毛泽东正确预见了革命胜利后即将面临的各项建设任务，提前进行了妥善的布置，使得中国可以在革命胜利之后顺利转入建设的轨道。

四、“赶考”背后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资源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赶考”就是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并经受历史的评判。要完成历史使命，就要具备历史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面临的时代特色和具体任务。毛泽东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7]只有掌握了一定的历史知识，才能逐渐培养起历史意识，才能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具备观察事物的洞察力、穿透力，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只有具备了历史意识，才会有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胸怀。历史意识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工作方法。从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赴京“赶考”背后，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正是这种历史意识，使得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使命和责任。希望考个好成绩，就是要实现中国共产党担负的历史使命。

六十八年前，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京“赶考”，正是具备了历史意识，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了以往农民革命的旧辙，正是具备了历史意识，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为中国规划了新的道路和前进方向。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具备历史意识的“赶考”既能回望过去，又能瞻望未来，既能趋避往时的错误与疏漏，又能面对未来的险阻与挑战，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事业成功的宝贵精神资源。

今天，继承这种精神资源最好的方式，就是要熟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熟悉中国的历史，熟悉世界的历史，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事业放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衡量，准确定位，正确认识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要继承这种精神资源，就要始终保持“赶考”的心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去解决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各种苦难，尽力去满足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上的各种合理需求。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判断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是否合格的考官，只有人民群众的讥评赞誉，才是判断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合格的依据。

注 释：

[1]人民日报［N］．2013年7月14日第1版．

[2]毛泽东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2．

[3]（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5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217．

[5]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毛泽东生活实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222．

[6]毛泽东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74．

[7]毛泽东文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30．

[8]毛泽东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1439．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279．

[10]毛泽东文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60．

[11]黄炎培．延安归来［M］．华中新华出版社，1945：34-35．

[12]毛泽东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5．

[13]毛泽东文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95、394-395、396．

[14]毛泽东文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94、397．

[15]毛泽东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0-651．

[16]毛泽东文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35．

[17]毛泽东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