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守纪律 清正廉洁

党员干部践行党的廉政纪律，不仅要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对照反面典型查不足，也要以古之“大贤”为镜鉴，学其崇廉的坚定性、尚廉的敬畏性、行廉的彻底性。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是宋朝司马光的忧虑和感慨。司马光一生不喜奢华、俭朴自守，对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然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奢靡盛行，朝野上下笙歌萦绕、觥筹震天，那些士大夫酬宾会友更是山珍奇味、美酒金樽、“数月营聚”。有人“苟或不然”，就要招致他人的非议和耻笑。穿必绸缎、食必佳肴、聚必铺排，已经成为那个年代人人争相效仿和追逐的人生观、价值观。

面对如此侈靡，司马光的态度是什么？“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这就是司马光斩钉截铁地回答。

司马光的“俭素为美”

“王家钻天、司马入地”，这句当时流传在民间的百姓戏言，道出了民心所爱所憎，更道出了司马光的俭素之美。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住在洛阳城郊西北的一个小巷里面。他的居所极为简陋，仅能挡风遮雨。这等陋室，尚可御寒却不能避暑。每到夏季，酷热充盈其间，仿佛蒸笼一般。司马光为避暑热，找人在居室里挖个地下室。地下室虽小，却潮湿爽快。司马光身置其中，既能消暑又能读书写作，可谓简陋有余、其乐无穷。当时有个叫王拱辰的大臣也住在洛阳。与司马光的陋室相比，他的宅第高耸凌云、雄浑壮观，最上一层称作“朝天阁”。一个是蜗居地下室奋笔疾书，一个是昂首“朝天阁”悠然自得，洛阳百姓遂有“王家钻天、司马入地”的鲜明臧否。

“俭则寡欲”方能“直道而行”，这是司马光秉持的俭素之道。司马光在“家训”中告诉儿子要牢记和践行“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其实，司马光本人就是一位“以俭立名”的践行者。司马光一生不收取任何人赠送的礼物，包括皇帝的赏赐。宋仁宗临终前立下遗诏，赐予司马光等大臣一笔价值百余万的金银珠宝和丝绸。司马光考虑到国家财力有限，便领衔上书请求免赐。虽再三请免，仁宗皇帝还是遗诏未变。司马光只好将自己的那份金银珠宝还给朝廷用作公费，其余丝绸全部接济了亲友，自身却分文未留。司马光为官40多年，位高权重却无钱为妻子安葬，最后不得不把自家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以此置棺理丧。与司马光同时代的苏轼对他褒誉有加，盛赞司马光“恭俭正直”“天下信之”。司马光的清廉人品，当时朝野皆知，老百姓更是叹服。洛阳一带的老百姓如果有谁不好学、不上进、不节俭，就会有人这样反问：“你这样做，司马大人知道吗？”一个人的人格魅力有多大，他的影响力、公信力就有多大。这就是司马光的俭素之道昭示的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

封建社会读书人寒窗苦读，目的是跻身仕途、荣华富贵、泽被后世、荫及子孙。但司马光终身清廉，始终坚持“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没有以金银财宝庇护后人，却以洁净的品格和清廉的家风润泽子孙后代。他留给儿子司马康的《训俭示康》家训，一直在砥砺仁人志士和天下百姓以俭立身、以德立世，直到今天仍是人们俭朴养德的家教名篇。

司马光把“俭能立名成业、侈必堕落自败”视为“大贤之深谋远虑”。正是有了这样的“深谋远虑”，司马光无论是研究学问、著书立说，还是律身正己、培育家风，都能做到谦恭谨慎、严实一致、不慕奢华、安贫若素，成为当时社会“师其学、法其俭”的榜样。

行胜于言，这是司马光终生崇廉、尚廉、行廉的最大特点。党员干部践行党的廉政纪律，不仅要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对照反面典型查不足，也要以古之“大贤”为镜鉴，学其崇廉的坚定性、尚廉的敬畏性、行廉的彻底性。司马光无疑是一个生动、鲜亮的镜鉴。这个镜鉴，能照出贪腐者的龌龊，能照出丑恶者的卑微，能照出“两面人”的嘴脸，还能照出那些至今仍然不收敛者、不收手者的丑恶灵魂。

司马光算得上是一个以俭立身、以德成业的“大贤”。党员干部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更应该成为理想信念的“大贤”、严以律己的“大贤”、清正廉洁的“大贤”、言传身教的“大贤”。若想成为这样的“大贤”，是不是应该从司马光的人品和家风中汲取廉洁的养分、戒除非分的欲念？

扼住理想信念的“质变点”

在理想幻灭中偷筑“财富之塔”，在灯红酒绿中作茧自缚，在铁窗牢狱中追悔莫及，这是当今所有贪腐者的沉沦印迹。

“接到判决书的一刹那，一种难言的悔恨伴随着茫然与失落，击打着我的心。想着自己辛辛苦苦拼了二三十年，正是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就这样一个‘急转弯’，什么都没了。”这段看似“刻骨铭心”的忏悔，是一个名叫暴洪涛的腐败分子于狱中的喟叹。他所喟叹的“急转弯”，就是彻头彻尾背叛理想信念的“质变点”。这个“质变点”，乃是所有腐败分子告别理想、信念、信仰、忠诚和廉洁、自律、慎独的一个“急转弯”。

暴洪涛原是洛阳市瀍河区政府党组成员、区长助理，2011年因受贿罪、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刚任区长助理时，我牢记组织教诲，经常用反面例子告诫自己要洁身自好。但看到有的人一夜暴富，而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却只有每月几千元工资时，心里慢慢地不平衡起来，继而理智之堤开始坍塌，心理防线也被冲垮。”暴洪涛的这番“自白”，道出了所有变节者步入“质变点”前的焦虑、失衡和迷茫。这种焦虑，是他们理想弱化的起始点；这种失衡，是他们党性滑坡的倾斜点；这种迷茫，更是他们迷失方向的临界点。暴洪涛等贪官污吏最终能够迈出人生“质变点”的“试法选择”，正是他们的理想信念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

理想信念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守住清廉的精神之“钙”。灵魂失“钙”，必然要偏离甚至放弃政治信仰，这是所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蜕变的核心因素。“回想当年，我曾经把坐下来参加政治学习当成一种负担，总以为工作干得好就是最大的政绩。应酬饭局的时候，还常常开玩笑说‘干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暴洪涛“把参加政治学习当成一种负担”，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冷漠”。淡化和冷漠政治，无异于放弃了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一些机关工作人员为什么烧香拜佛、看相算命，甚至公然为自己建造风水陵墓，根源就是他们的“总开关”出了问题。政治信仰的“总开关”一旦失控、失灵，向上的人生就要逆转，直至一个“质变点”把自己变成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知法守法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守住清廉的“紧箍咒”和“护身符”。做到崇法、敬法、守法，一个基本前提是在“紧箍咒”范围内行事和用权。打破这个“紧箍咒”，也就失去了法律的“护身符”。暴洪涛在“忏悔书”中坦言道：“在收受他人钱财时，我的内心虽然惴惴不安，也知道自己正走在法律的边缘，但想想有那么多人‘打擦边球’没事，自己这点事儿算什么，最多就是个纪律处分。怀着这样的侥幸心理，我也就心安理得了。”暴洪涛自知“收受他人钱财时”“自己正走在法律的边缘”，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利令智昏、徇私枉法、知法犯法，这就是答案。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既是人民公仆，也是人民权利的受托者。作为权利的受托者，只有坚守法治信仰，才能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如果以“别人不知”而放纵权力，或者以“下不为例”而滥用权力，得到的只能是人生“质变点”带来的自我覆灭。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第一职责，更是守住清廉底线的第一道防线。暴洪涛对党的政治纪律的模糊认识，可能是所有贪腐分子的“一致共识”。他说：“虽然党风廉政建设年年抓，每年考核时，我也要述职述廉，但我简单地把这认为只是搞形式、走过场，没有真正入脑入心，把‘反腐倡廉’视为口号，把‘警钟长鸣’当成了耳旁风。”我们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政纪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和践行的行为准则，并不是空喊口号、摆摆架子。纪律观念“没有真正入脑入心”，恰恰说明暴洪涛此等贪官目无党纪的恣意妄为。党的纪律是校正党员干部行为的“标准星”。偏离了这个“标准星”，人生必将遁入另一个龌龊世界。

政治信仰、纪律信仰、法治信仰、廉洁信仰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修身、律己、用权的根本要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只有矢志不渝地强化政治信仰，纪律信仰才能坚如磐石，法治信仰才能牢不可破，廉洁信仰才能扎根灵魂，由此才能上升到无欲则刚、清廉养身的淡泊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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