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戒石铭”类成为遮贪布

为政崇廉，从仕为民，这些执政理念和廉政教育可以追朔到封建王朝时期，甚至是远古部落联盟时期。在史籍中，反映历任帝王及各级官员清正廉洁的事迹和他们的思想言论俯拾皆是，各朝对官员勒索民众、侵蚀国帑的行为也都有惩治防范措施。衙门公堂的楹联和戒石，就是古代廉政教育的一种，也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廉政文化。

何为戒石？据有关资料记载，从宋太宗时起至清末，中国的各级官衙内都立着一块碑，碑名“戒石”，“戒石”上有字，就是“戒石铭”。当时，宋太祖赵匡胤“亲见五代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有鉴于此，在采取一系列严厉惩治贪污腐败的措施同时，又下令各级地方政府在审理公事的大堂正中立一块石头，两面刻字。南向刻“公生明”三字；北向刻黄庭坚所书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公生明”是给百姓看的，以告示官吏无私。“尔俸尔禄”十六字，是给官吏看的，起到随时警惕的作用。

“戒石铭”并非出自宋太祖之手，而是源于孟昶撰写的《戒官僚文》。谁能想到，写出如此深刻廉文之人竟是一个贪婪荒淫的昏君！他“务奢侈以自娱，溺器皆以七宝装之。”广征蜀地美女以充后宫，妃嫔之外另有十二等级；他畏热，遂建水晶宫为避暑之地，以楠木为柱，沉香作梁，珊瑚构窗，碧玉为屏，琉璃嵌墙。如此一个骄奢淫逸的君主，却要下官爱惜民膏民脂，颇为讽刺。也意味着，这些官箴诫语 ，若无上行下效、端己率属，在各级官吏看来，必然犹如粉饰污秽的遮羞布，终究起不到警示震慑之效。故此不久，孟昶便亡了国，当了俘虏。而宋朝传到宋徽宗一代，已无法掌控那些贪官污吏，同样亡国为俘。

历史上极为严猛的惩治手段都无法挡住官员的贪婪，这些挂在墙上、写在纸上、说在嘴上的口号则更加靠不住。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廉政文化建设可谓入眼、入脑、入心，公园、走廊、城墙、馆堂，都打“廉”字牌，百花齐放，廉意融融，可还是止不住前腐后继的以身试纪者。如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厅长、党组书记陈秋华在召开的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被纪委工作人员当场带走。河南四位交通厅长接连“落马”，其中曾锦城曾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张昆桐曾誓言：“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石发亮更是提出：“一个‘廉’字值千金”，而其落马时受贿金额已达2000万。

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清。所有的教育都必须教化于心，外化于行，廉政教育也不例外。否则，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治标而不治本。当权理政者须破除“官本位”错误思想，坚持“民本位”理念，以身作则、行为世范；执纪监督者除了要具备铁打的“打铁人”政治品质外，更要有一双识破迷雾的火眼金睛，透过种种“遮贪布”，让那些唱给别人听、演给别人看的“伪廉吏”们露出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