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本来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革命以后的工作之所以“更伟大”，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关乎人民福祉、国家昌盛；之所以“更艰苦”，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还面临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困难、挑战。

后来的事实验证了毛泽东的论断，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曾经一度陷入窘境，急于求成盲目发动“大跃进”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文化大革命”还导致了十年内乱，历史教训是惨痛的。不过，前30年的探索尽管过程曲折，但依然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在所有制方面，没有过分偏重大型国有企业，在一些城市和集镇发展起来成百上千个集体所有制的中小企业；又如在社会发展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冲破等级的束缚，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地位上的平等；再如在权力配置方面，没有僵化地学习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各级地方政府拥有比较大的财政收支权、物资管理权和经济规划权。

中国共产党胜不骄、败不馁，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在充分总结挫折教训的基础上励精图治，日渐积累起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一步一步展开，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远大目标与现实国情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曾写出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经验往往来自教训，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曲折探索抹不掉伟大的历史功绩。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曾评论道：“共产党第一阶段的执政，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国家命运。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20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失败已经困扰中国历史近百年。”

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经历过一番曲折探索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很快就看清楚，社会主义不是只有“苏联模式”一条路可走，还有更宽广的正道等待人们去开拓。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此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经过改革开放头几年的冷静观察和思考，1982年9月1日，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成竹在胸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第二次革命”的征程中，思想观念不断解放，开放意识不断增强，执政能力不断提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更加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1984年10月1日，在国庆35周年的群众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学生自发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这一画面瞬间传遍世界，它不仅表达了人们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深厚爱戴和共同祝愿，更反映出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的高度认可。社会学家常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2011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数量首度超过农村，占人口比重达51.27%，这意味着中国数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开始发生逆转。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长期不懈努力，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等都已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这些成就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探索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正确指引，靠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深厚基础，靠的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不仅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认可，同时也赢得了西方世界不得不给出的赞誉。因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形态，而这些同时又在启发着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壮大自我。所以在2004年，美国的雷默提出了著名的“中国模式”。他认为“中国模式”具有不同甚至优于“华盛顿共识”的世界意义。显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较大的认可。但越是荣耀的时候，越应该保持清醒，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依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赞誉不等于接纳，雷默提出“中国模式”绝不是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更主要的是为了操纵中国。他主张：“不把中国看成一个固态的社会，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永远处于运动中的紧张状态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的每一个长处（蓬勃发展的经济）都有着相对应的弱点（能源短缺）。中国的长处可以自己照料，它的弱点才是需要人们帮助的地方，而正是在这些弱点上，中国仍然可以被操纵。”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会陶醉在“捧杀式赞誉”之中，我们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相信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模式。治国理政的经验必须在实践和探索中不断累积，只要扭住社会主义的方向，前景一定光明而辽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逐渐探索出来的，是“中国道路”的高度凝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地把实践经验和先进理论转化和定型为制度、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完善的历史进程。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既推动实践探索又重视理论创新的同时，适时通过制度革新固定改革开放的成果，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坚定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又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坚信，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将会体现巨大的优越性，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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