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长征记忆

周恩来晚年在病重住院治疗期间，曾要求再听听《长征组歌》……著名词作家石祥回忆：“周恩来总理生前曾观看过17次《长征组歌》的排练和演出。《长征组歌》从第一曲《告别》到终曲《大会师》，周总理都能熟练、准确地唱下来。”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撤离苏区，踏上万里征程。途中险象环生，红军历尽艰难险阻，最终转战到陕北，保存了革命力量，赢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这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留给人们的心理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所说：“对于那些经受了严峻考验的幸存者和为幸存者生死搏斗的事迹所激励的人们，长征的经历不管当时多么艰苦，却使他们重新产生了希望，并加深了使命感。人们必须先有希望然后才有行动，不仅需要有理想和使命感，还必须有通过自己的行动而能够实现其理想和使命的希望和信心。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件事，像长征及长征中的传奇性事迹那样能够给予人们以这种极为重要的希望和信心，也就是使人们树立一种信心，并以此激励别人。这种信心，不仅表现在相信人们能够按照共产主义理想创造未来，而且表现在对最终实现这种理想所必需的价值观念深信不疑。”伟大的长征，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无限景仰之情，形成一种长征情结。

对长征无法割舍的情怀

1935年10月，当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即写了《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全诗概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历程，赞颂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埃德加·斯诺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手书《七律·长征》送给了斯诺；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送给老朋友朱光的也是手书《七律·长征》；1962年，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去天津工作，临行前，毛泽东为李银桥题字留念，抄录的仍然是《七律·长征》。

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曾参加过长征的肖华回顾他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历时半年，完成了12首形象鲜明、感情真挚的史诗。随后，由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轲、遇秋等选择其中的10首谱成了组歌 ——《长征组歌》。

周恩来晚年在病重住院治疗期间，曾要求再听听《长征组歌》……著名词作家石祥回忆：“周恩来总理生前曾观看过17次《长征组歌》的排练和演出。《长征组歌》从第一曲《告别》到终曲《大会师》，周总理都能熟练、准确地唱下来。”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长征组歌》是周总理在病中最爱听的革命歌曲之一。”

1982年，离休后的老红军陈靖将军，牵挂着长眠在长征路上的战友们，忘不了为长征做出巨大奉献和牺牲的老区人民。他决定去看看老战友们，在有生之年，寻找长征的革命足迹。1986年5月，徐向前元帅题写“温故而知新，老马当识途”为他壮行。1986年9月4日，年近古稀的陈靖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到1988年6月4日结束，为期21个月640天。陈靖正是用九死一生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红军长征精神，先后经过15个省区、406个地市县乡，行程达36000公里，是长征时的三倍。1989年至1990年，陈靖再度重走长征路；1990年至1992年春天，陈靖三度重走长征路。陈靖将军也成了唯一一位重走长征路的老红军。

长征吸引着无数人

“长征引起许多青年学生的敬佩和同情，在他们中间激起了浪漫主义的革命倾向，使他们受到鼓舞，奔赴延安。”抗战初期，大批青年来到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原中顾委委员袁宝华回忆：“范长江写的《成兰纪行》在《大公报》上连载，他从成都艰苦跋涉到达兰州，行程三千余里，历经五十余天。他走过的地方，就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看过全文连载，对我启发、教育很大，确实感到好似乌云隙缝中露出了霞光，中国前途有了希望。”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华在《随斯诺访问陕北》一文中也说：“1936年6月中旬，我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一天，看到天津《大公报》刊登的范长江通讯，报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我想手无寸铁的学生如果不和群众运动以及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作用是有限的。我很自然地萌生了到陕北去的想法，想去参加红军。”

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记者罗开富沿红军长征原路徒步采访，成为继红军长征之后第一个走完原路全程、第一个翻越全部雪山、第一个横穿草地中心沼泽地的记者。

1990年，来自十几个国家的摄影师齐聚长征路。他们想用镜头探究，在当年的革命者着手建设这个国家几十年之后，这条曾经险些让他们全军覆没的路，变成了什么模样。

从2004年开始，新加坡的黄启仁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从赣南走到河西走廊，拍摄了一部关于女红军的纪录片。“这些伟大的女红军，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女性。”

长征的故事，也吸引着无数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80年沧海桑田，万水千山间的征战痕迹已经风化，但那条蜿蜒的长征路仍在吸引着不同国家的人们。

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哈里森·福尔曼先后抵达延安，探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长征故事。1984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夫妇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7400英里的旅行，亲身体验了当年红军的长征。1981年，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带着全家来到当年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地方。他说：“我是沿着长征路线来朝圣的。”

从2002年10月开始，两名来自英国的青年人李爱德和马普安从江西于都——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点起程，开始了他们重走长征路的漫漫行程。在谈到重走长征路的原因时，他们说：“在英国时,我们对中国历史基本上一无所知。到中国后，也谈不上对中国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可是在2000年5月，我们的观念开始转变了。原因是那个月我们来到贵州的黎平旅游，在那里,我们得到一位朋友赠送的《红星照耀中国》和一本关于毛泽东自传的书。毛泽东带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简直像神话一样吸引了我们。”

2005年3月，70岁的以色列退役军官武大卫，带着寻梦的情结重走长征路。他说，长征中一个又一个神话般的故事，让他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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