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治党先治吏

“吏者，官者，管也。”在中国古代，官吏是执掌官吏土地户口、赋税财政、典礼、军事、司法刑狱、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事的各级大小官员。在现代社会，官员是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具有参与国家政策或地方政策制定的决策权与及自由分配手中国有资源的决定权。因此说“治吏”就是治国治党。

在中国历代长河中，“官吏”的管理工作都是历代群主的头等大事。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也是著名的“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从严治吏”使他在位期间的国家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大好局面，这堪称历代帝王的楷模。如汉文帝十三年，他曾下诏说：“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诏书的意思是说，官吏无论是贪赃枉法，还是收受贿赂，都要处以死刑。明太祖朱元璋“重典治吏”可谓重矣，然却没有带来他理想中的吏治，因为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严刑只可收一时一域之效，却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吏治问题。

历代思想家与政治家在“治吏”方面也多有论著。其中儒家和法家“治吏”思想更具代表性。儒家提出的依礼治吏，就是以君臣贵贱上下不愆的礼来管理官吏，同时强调提升官吏修养道德，加强官吏自省自觉。战国兴起的法家吸取儒家学说不能行之于当时的教训，明确提出依法治吏的主张。如商鞅提出“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主张用法律来管理官吏，依法考选，依法赏罚，不赦不宥治官驭吏，充分发挥官吏作用。

在我党90多个年建党历史中，一贯重视“治吏”工作。改革开放30多年，因违犯党纪政纪受到处分人员达500余万人，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后，从查处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看出我党的“治吏”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在“高压”之下，使得一些腐败官员的“反腐工作一阵风”的梦彻底破灭了，党员领导干部逐步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三不腐’的长效机制。

（盘锦市兴隆台区沈采街道组织员 张辉）